不同世代青年眼中的“一国两制”实践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郑宏泰, 尹宝珊
不同世代青年眼中的“一国两制”实践

[导读]“一国两制”是一个创新、独特的概念,目前只在中国实施,“两制”即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生活方式、经济秩序、政治设计,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完全不同。

在「非典」疫潮时「80后」「90后」亦与普罗市民齐心共苦。图为青少年在街头义演。

在「非典」疫潮时「80后」「90后」亦与普罗市民齐心共苦。图为青少年在街头义演。

文|郑宏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助理所长)

       尹宝珊(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主任

「一国两制」是一个创新、独特的概念,目前只在中国实施,「两制」即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生活方式、经济秩序、政治设计,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完全不同,要令「两制」在「一国」的特殊设计下兼收并蓄,既维持两种制度并存的局面,又可优势互补,达到促进双方发展和互动,是全新的实践。回归前出生的「80后」与包括回归后出生的「90后」对香港回归都曾保持相当正面的观感,但近年却出现了出乎意料的转变,本文将重点研究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

由于无先例可循,「一国两制」在实践过程中难免遭遇困难与挑战,但当前的「青年问题」还是令不少人感到意外:「80后」「90后」世代在回归初期对回归抱持相当正面的观感,经历「非典」疫潮亦与普罗市民齐心共苦,但他们自2009年起却愈趋不满,如对特区政府处理香港与内地关系、中央政府处理香港事务的评价急转直下,对「一国两制」的疑惑感也增大。为甚么在物质环境相对优渥下成长的年轻世代,对「一国两制」实践的观感会出现如此转变?本文根据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进行的长期民意调查所得, 结合内地民众来港旅游及求学数据,说明关键所在,期能加深社会对问题的了解。

「一国两制」实践过程充满困难挑战

香港回归20年,多方面的客观指标均显示出香港回归后多方面发展突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的数据可资说明,如1997至2013年间,本地生产总值节节上升(由1.37万亿港元增至2.12万亿港元,年均实质增长3.4%),人均本地生产总值长足发展(累计增长39.3%,2013年位居全球第七位),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由928亿美元增至3,112亿美元,增长2.35倍),金融市场发展亮丽(全球第六大证券市场和第五大外汇市场),国际贸易依旧活跃(全球第九大贸易经济体),营商环境保持良好(被评为全球最自由、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2013年吸收外来直接投资位居全球第三位)等。

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一国两制」实践的过程实充满困难和挑战。如回归翌日即爆发亚洲金融风暴,令不少港人的财富在投资市场连番风浪中被吞噬。1999至2000年间,本地经济曾有短暂反弹,但旋即遇上科网股泡沫爆破,经济重陷衰退,失业率再度攀高。香港面对连番挫折,中央政府在相继出台各项支持、「挺港」政策措施的同时,一直采取信任的态度,让特区政府自主应对。但有人发表对「一国两制」不信任的言论。然而,若我们不聚焦于香港,而是放眼亚洲,比较同样受金融风暴冲击的邻近社会,如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则可见在「港人治港」经验尚浅的情况下,香港的社会经济表现并不逊色。

进入2003年,香港再陷困境,给「一国两制」实践带来冲击。一方面,香港爆发罕见的高致命传染病,令人心惶惶,经济疲不能兴。另一方面,香港发生了反对23条立法的游行,这场风波对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影响非浅。

因应香港面对的各种问题,尤其在处理「非典」疫症上显得力有不逮,中央政府迅速赠送大批防护救灾物资,亦针对香港经济的疲弱不振,批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借以刺激香港经济。在此安排下,内地居民可以「个人游」(俗称「自由行」)的方式赴港旅游,对香港的经济、社会,乃至方方面面的影响尤其巨大。必须指出的是,「非典」肆虐之后,港人对公众场所仍存有忧虑,不敢在公共场所长时间逗留。在此黄杨厄闰时,内地旅客络绎不绝,为本地的酒店、餐饮、零售、运输和旅游业等带来生机,令香港经济迅速复元,社会情绪亦转趋乐观。

两地日趋频繁的民间接触,却意外地衍生并激化各种各样香港与内地的矛盾和纷争,其中某奢侈品门市禁止香港人拍照事件、「双非」婴儿激增、奶粉短缺和水货客肆虐等问题,尤其受到关注。初时,此等矛盾和纷争多属个别「网民」发牢骚,但之后愈演愈烈,更有一浪接一浪的香港「内地化」质疑,甚至多个地区还爆发了以「反水客」为口号的骚乱。出现了不少攻击「一国两制」的评论。

此外,回归多年后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与内地的期望或基本法的规定出现了明显落差,中央政府亦逐步调整对港政策,既希望加强社会对基本法的认识,分清权责和落实「一国两制」的历史渊源;亦采取「不干预但有所作为」的新政策,强化与香港社会各界的互动。刘兆佳教授在《回归后的香港政治》中,指出这种新政策包括如下层面:逐步建立一套由中央最高层直接领导香港事务的机制、维护「一国」原则、更多讲述中央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立场、中央加强与特区政府的合作关系、强化特首的威信和表现、中央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主动与反对派周旋、中央采取行动努力争取香港人的「人心回归」、主导香港政制改革的进程,以及更积极应对西方干预香港事务等。

反对派刻意歪曲「一国两制

一如所料,中央政府的对港新政策,招来了反对派的攻击。反对派不断要求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将政府管治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归咎于「政制不民主」,同时声称香港回归后,除外交与防务由中央负责外,其他一切权利由香港拥有。如刘兆佳教授所言,中央政府批评此举为回避「一国」主体与中央政府权力的问题,并指责是「刻意曲解和有心误导,把『两制』凌驾于『一国』,把『高度自治』演绎为『完全自治』。他们的目的是要港人按照他们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定调来对中央提出要求和施加压力,让香港在回归后沿着与国家割离的方向走,并『永远』依附于西方世界。」

因是之故,中央和特区政府与香港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对立。立法会于2005年否决2007及2008年政改方案、2010年的「五区公投」、2012年的「反国教」行动、2014年的「占领行动」、2016年的旺角暴乱,以及反对派在立法会内日趋炽烈的「拉布」阻挠特区政府施政等,可说是反对派争夺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具体表现,年轻人在大小街头运动上成为前锋与中坚,尤令人瞩目。至于两地加强互动虽为香港带来经济利益,却引发多方面的社会问题,成为关注要点。其中内地游客剧增,本地资源难以对接,则演变为激化香港与内地矛盾的导火线,令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变得更纠缠复杂,为「一国两制」的进一步落实制造障碍。

事实上,香港的去殖民化过程和「一国两制」安排极为独特,乃全球首例。如邓小平所言,推行中会「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实无可厚非。若总结上述的发展状况,不难得出如下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回归之初,香港虽屡陷社经困境,社会并未充斥否定「一国两制」的声音,为何近年会甚嚣尘上?第二,回归之初,民众对政经及社会问题的不满,多集中于特区政府,为何近年会将矛头指向中央政府,甚至是内地民众?第三,回归之初,香港年轻人也面对不少困难,「双失」问题尤为严重,但没发生太多所谓「街头抗争」,亦无分离情绪,为何近年有年轻人提出「港独」这种骇人听闻的诉求?到底回归后的香港在落实「一国两制」上碰到了甚么问题?下文会从香港与内地互动进程产生问题的角度入手,兼用长期研究分析的数据,阐释一个简单的经济学规律:当资源仍未充分运用时,继续往香港一方增加互动可产生更多边际效益;但当资源已充分利用后,进一步向香港一方增加互动,则会超出其承载力,产生更多边际成本,带来更多矛盾与问题。

「80后」「90后」对「一国两制」态度转变

首先,利用近20年的民意调查数据,勾勒香港民众如何评价「一国两制」的落实、特区政府处理香港与内地关系的表现,以及中央政府处理香港事务的表现(回应以三分尺度量度,分数愈高,代表评价愈正面)。为方便讨论,我们将受访者分为「80后」「90后」世代与其他世代两个组别,比较整体趋势,不作逐年描述。我们从图1至图3可清晰地看到如下两个特点:第一,回归初年,无论对落实「一国两制」、对特区政府处理香港与内地关系,以及对中央政府处理香港事务的评价,均相当肯定,之后虽辗转下调,在2003或2004年达至低点。但随后迅速反弹,到2006至2008年间达至高点,然后在2009年回落,下滑速度尤快。第二,回归初年,「80后」「90后」世代与其他世代对这三方面的评价,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但在2010至2012年开始出现明显分歧,「80后」「90后」世代的不满度尤较其他世代强烈,跌幅更是回归以来少见。

对于这两个突出的现象,我们可怎样理解?回归20年来,香港与内地关系曾出现哪些重大政策转变?特区政府处理两地关系和中央政府对港政策又有哪些重大转变?若深入分析整个历程,不难发现两地互动进程自2003年以后,显然出现未能及时察觉前文提及当资源已充分利用后,进一步加大互动会超出承载力,产生更多边际成本,因而带来更多社会矛盾的关键问题。

扼要地说,新中国成立后,冷战格局曾将香港与内地关系推入「非常态时期」,民间交往陷于断绝。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再次成为连结中外的要道,然而,当时的「开放」只是让香港居民进出内地,内地居民鲜能进出香港;香港人往返内地的数量大幅增加,过关手续不断简化,两地交往遂形成「单向」的格局。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后,中国承诺香港回归后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50年不变,此安排即维持「非常态时期」香港与内地「保持距离」,而非恢复到冷战前的「来去自如」状态。回归后,在「一国」框架下,两地交往渐趋频繁,但回归初期仍维持「单向」格局:香港人到内地旅游、居住、工作、营商、求学,都不需签证;但基本法第22条规定内地人进入香港须办理批准手续,来港定居人数由中央政府征求香港政府的意见后确定。直至2003年,中央政府应特区政府请求,推出个人游政策,始有限度地敞开内地人赴港之门,奠定「双向」交往的基础;2009年实施深圳户籍居民「一签多行」,是两地互动进程的另一转折点,彻底扭转两地交往的态势。自此,不少内地居民亦可如香港人往返内地般,「自由」进出香港观光购物、探亲访友,令内地来港旅客数目大幅急升,形成「双向」交往的格局(图4)。

此外,内地学生来港升读大学的数量,近年亦大幅增加(图4),在2016/17学年,在八大院校修读资助课程的非本地学生中,内地学生占73.1%。内地人来港修读全日制经评审的课程,可按修业期在港逗留多至六年,毕业后可申请留港就业,居港满七年,便可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因而吸引不少内地学生毕业后留港工作,2002至2016年间,内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共58,944人(入境事务处内部资料),成为本地学生在职场上的竞争对手。

港资源饱和 两地互动成本增

这种情况,在一国之内本属平常事,但香港和内地的幅员与接待资源却存在天壤之别,即前文提及的「承载力」问题。简单地说,每年数千万人次的香港旅客赴内地,不会对内地造成压力,但每年数千万人次的内地旅客进入只有1,000平方公里的香港,则会让香港社会倍感压力。正因如此,回归后的两地互动,会否因为高估香港的承载力,不断加大力度,因而产生反效果,令互动效益不断减少,代价或成本则不断上升,是决策者必须关注的问题。

我们该如何理解以上的转变呢?若将前文的三个问题或社会现象,放到两地互动进程的转变中看,或可找出关键所在。最直接的观察,是两地互动的利益或代价,出现了重大逆转。简单来说,是由资源尚未饱和,社经机会急待开发,所以互动带来了可观的边际利益;到渐趋饱和水平时,各种边际利益增长放缓,边际成本则持续增长,近乎等同于边际利益;然后在缺乏节制下加大互动,令边际利益从高峰回落、持续弱化,而边际成本则不断上升,各种政治及社会问题乃陆续爆发。

正如我们在其他论文提及,内地游客旅客数目与港人对特区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曾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旅客数目上升,满意和信任特区政府的比例便上升;然而,自2009年起,尤其在推出深圳居民「一签多行」政策后,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乃急速下滑,显示进一步互动反而带来负面的政治及社会冲击。更令人关注的是,自2009年起,港人的「身分认同」亦出现重大转变,即「香港人」认同不断上升、「中国人」认同逐步下滑,要求维护「本土利益」的声音不断加大,逐步激发两地矛盾。

较能直接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香港乃弹丸之地,当其资源已被充分利用后,进一步互动自然会产生边际利益下滑、边际成本上升的问题,后者尤能挑起市民对大量内地居民乘互动之机到香港「争资源」的疑虑和恐惧,甚至出现了抗拒中央政府的情绪,令问题变得复杂,情绪容易被挑动。

最佳例子莫如「双非婴儿」问题的演变。2001年「庄丰源案」获法庭确定「双非子女」可获香港居留权的法理依据后,大量内地孕妇乘个人游之便来港生育,此浪潮被形容为内地人来港「抢医院床位」,令香港公私营医疗体系承受巨大压力,因而引起本地孕妇及准备生育的年轻人担忧和不满。然而当时,特区政府未能及时掌握此问题所产生的政治及社会冲击,没有作出适切应对,反而要求继续放宽个人游政策,令内地旅客持续急增,并令「抢床位」问题演变成「抢奶粉」「抢学位」,以至担忧日后出现「抢福利」「抢职位」「本土文化消失」等牵涉面更广的社会问题。至于旅客可在即日内自由多次来回香港,更衍生了备受关注的「水货客问题」,令邻近边境火车站沿线地区的交通及民生大受影响,进而激发两地互动的矛盾,导致各种网络对骂、连串以年轻人为骨干的「反水客」等行动,令两地互动过快所产生的问题不断恶化。

由于「80后」「90后」世代在这个不断加强互动的进程中自觉得益较少,付出的代价则较多,面对的竞争亦较大,加上他们近年学历急速提升,并较懂利用新式社交媒体进行社会动员与表达诉求,因而有较多走上街头、表达不满与抗议加强两地互动的身影。令人意外的是,这样的发展势头,不但削弱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信任,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不断下滑,甚至对两地互动产生抗拒之心,既不利两地关系,又给「一国两制」实践带来巨大挑战,值得社会深思和加强研究。

两地互动应更重素质

总括而言,笔者认为,「一国两制」无疑是具创见的历史性制度安排,惟如何如邓小平所说,有效和正确地处理那个「十亿」与「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则是重大考验。在这制度下,加强两地互动乃情理所在,但又不能无节制地过于失衡,令「五百五十万」淹没于「十亿」大潮之中,因为这样所产生的边际效益较少,边际成本则较大。所以我们在追求两地互动时,不能单从数量入手(如吸引更多旅客),而应着重质素(如获得更大、更平衡的社经及政治效益),毕竟香港只属弹丸之地,承载力很容易达到极限,冀望决策者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切适的安排。

图1:八、九十后和其他世代对「一国两制」有否得到落实的评价

1_副本

图2:八、九十后和其他世代对特区政府处理香港与内地关系的评价

2_副本

图3:八、九十后和其他世代对中央政府处理香港事务的评价

3_副本

图4:香港与内地人民跨境往来的趋势,1997–2017

香港居民离港人次

4_副本

内地居民访港人次

5_副本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院校的内地学生人数

6_副本

资料来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政府统计处和香港旅游发展局。

「非典」肆虐之后,港人对公众场所仍存有忧虑,不敢在公共场所长时间逗留。图为在公众场所仍不忘戴口罩的行人。

「非典」肆虐之后,港人对公众场所仍存有忧虑,不敢在公共场所长时间逗留。图为在公众场所仍不忘戴口罩的行人。

但当资源已充分利用后,进一步向香港一方增加互动,则会超出其承载力。图为人山人海的香港闹市区。

但当资源已充分利用后,进一步向香港一方增加互动,则会超出其承载力。图为人山人海的香港闹市区。

「80后」 「90后」后世代在回归初期对回归抱持相当正面的观感。图为正在滑浪的青年。

「80后」 「90后」后世代在回归初期对回归抱持相当正面的观感。图为正在滑浪的青年。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杂志2017年9-10月号)

责任编辑:庄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