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香港存在对宪制误解的“天赋论”

来源: 中评社  作者: 兰忠伟

[导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昨日以“宪制再平衡:香港的民主与法治”为题,在香港大学郑裕彤教学楼举办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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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田飞龙:香港存在对宪制误解的“天赋论”)

中评社香港9月22日电(记者 兰忠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昨日以“宪制再平衡:香港的民主与法治”为题,在香港大学郑裕彤教学楼举办讲座。田飞龙在讲座中对香港宪制、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佔中分水岭与本土制宪衝动、依法治港与人大释法、法治巩固与民主再出发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田飞龙表示,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道成肉身”,“一国”在基本法之内而不是之外。“一国两制”背后的国家理论是不清晰和不完备的,是立法者基于改革宪法思维的一种特别国家理性基础上的宪制决断,具有制度实验性质。

田飞龙亦认为香港存在对宪制误解的“天赋论”。他指出,第一,殖民国际性是香港现代性的核心构成,香港的资本主义来自英国殖民过程,香港与英国全球化体系的联繫是天然而正当的。

第二,保育本土性是香港独立自主形成自身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根据,这种本土性在回归前部分针对港英殖民统治但大体融洽合一,但与政治中国的观念沟通及认同一直未能有效建立。

第三,在法治认知上抬高《中英联合声明》与《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宪制地位,高度依赖普通法传统及外籍法官,相对弱化基本法的国家法属性及至上性,或者有意将基本法渲染为“香港小宪法”而与中国宪法模糊隔离。

第四,对内地政治体制和国家发展持负面评价,以西方民主“优等生”的自觉意识推动香港自身乃至于大陆的民主化,是“俯视神州”而不是“北望神州”,这种精神状态严重妨碍了香港与国家的互动融合,进一步造成了香港人的精神虚妄和世界观的落后;

第五,将香港民主运动理解及建构为西方之“民主全球化”的一部分,将本土政治对抗与国际干预依赖相互糅合,长期遵循“向外借力”而不是“面向国家”的政改路线。

田飞龙强调,“一国两制”在香港有著某种奇特的“天赋论”色彩,所谓“借来的时光”被错置为“天赋的时光”,从而使港人对港英时代及香港本土性有著某种近乎崇拜性的想象和美化,这是香港本土主义的深刻历史根源。

宪制观念的再平衡:“非天赋论”

田飞龙认为,香港在二战后的全面发展,除了港英怀柔统治及本地人勤勉奋斗之外,与大陆整体封闭的国际环境、历次大逃港带来的资本与劳动力以及香港独特的转口贸易港地位有关,不完全是香港自身的奇迹,也不宜夸大殖民国际性的影响。同时,香港没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语言及文化,而只是大英帝国与中华帝国百年边缘摩擦的机会性产物,其文化是多元混成的,但底色是中华文化和国语体系内的粤语文化基础。

他强调,《中英联合声明》的主要国际法使命是保障平稳过渡,其效力终止于1997年回归,之后的香港管治由基本法作为主要宪制基础,英国在回归后对香港的任何干预缺乏国际法和宪法依据,是不当甚至非法的,同时《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只是港英制定的本地立法,不可能高于基本法,而且经过了回归时临时立法会的审查与处理,已丧失宪制上的“凌驾性地位”,白皮书主张的中国宪法和基本法作为香港共同宪制基础的法理立场才是正确的。

田飞龙续指,香港对大陆政治体制的理解受制于西方长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局限以及六四事件,无法形成相对区隔和更新的“后六四史观”,从而无法理解六四之后国家政治发展与法治转型的结构性进步以及当下对区域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战略规划,造成对国家政治认知和战略追随上的长期被动性;

“香港民主定位于‘民主全球化’一部分的立场与方向已经遭遇美国之‘逆全球化’运动的对衝和消解,其准确定位应是基本法秩序内与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协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验,需要遵循的就不是所谓的‘国际标准’,而是‘基本法标准’,831决定就是普选的‘基本法标准’,儘管偏于严厉,但却是经过国家理性平衡后的决断,是香港重启政改的严格法律基础,未来可能优化,但必须以香港反对派转化为‘忠诚反对派’为前提。”田飞龙说。

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

田飞龙指出,“一国两制”内部一直存在一种关于国家理性的“宪制对价”逻辑,即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需以对国家发展的持续贡献为正当性前提,这根源于共产党执政哲学中的制度历史辩证法,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升级。他表示,香港的繁荣稳定、高度自治绝非天赋,或者中央对香港同胞的特别偏爱,而是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利益的理性决断与安排。

“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可简约表达为:国家对香港的非常规授权与香港对国家的持续有利性的理性结合。这种“有利性”最终演变定型为“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其中“发展利益”继承延续了一国两制构造之初国家侧重经济现代化的政治考量,而“主权、安全”则属于“一国”在宪制上的根本利益及其制度化要求。

田飞龙说,从回归谈判构造“一国两制”框架至今,这种宪制性的国家理性从未缺席。因此,当“佔中”与“港独“以突破基本法秩序和一国两制底线的方式出现于香港民主化运动脉络之中时,国家的威权干预及对基本法秩序的自我保护就必然被激活而展开。

“中央是依靠这一国家理性做出基本法政治决断以及说服内地人民接受香港之‘宪制特权’的。内地的民意政治对‘一国两制’存续是有实质影响力的。”田飞龙说。

香港如何对国家继续有用?田飞龙坦言,这一问题的答案构成香港高度自治继续存在的实质性理由。从近几年的中央治港方略调整来看,“一国两制”内部的实践重心明显发生了从偏重“两制”向突出“一国”的转变,无论是八三一决定与人大释法的宪制设限,还是“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整合,中央的判断在于:随著国家的全面发展与国际化,香港旧有的有利于国家的作用方式需要转型,香港积极融入国家才能既保证自身繁荣稳定,又有力地回答如何继续对国家有用的根本问题。

责任编辑:杨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