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栢贤: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仗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罗影
梁栢贤: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仗

[导读]沙士之后,香港成立了卫生防护中心,梁栢贤担任第一任总监。卫生防护中心的首要任务,是给医护人员做感染控制方面的培训。如今香港各区每个医院联网都有一位感染控制主任、每间医院都有专业的感染控制护士。

15年前卫生防护中心刚开始筹备,梁栢贤与世卫专家一起见记者,虽仍处于沙士期间,但为了给市民信心,大家都不戴口罩(图片由医管局新闻组提供)

15年前卫生防护中心刚开始筹备,梁栢贤与世卫专家一起见记者,虽仍处于沙士期间,但为了给市民信心,大家都不戴口罩(图片由医管局新闻组提供)

文|紫荆杂志记者 罗影

沙士之后,香港成立了卫生防护中心,梁栢贤担任第一任总监。卫生防护中心的首要任务,是给医护人员做感染控制方面的培训。如今香港各区每个医院联网都有一位感染控制主任、每间医院都有专业的感染控制护士。其实,不只为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还为内地培训了以下几方面人才:化验室专业人员、流行病学专家、传染病应急处理专业人员。

在沙士笼罩香港的那些日子,几乎每一天,都有人打电话到电台。他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况有多严重?而香港特区政府面临的选择是:要开诚布公地告诉市民真实的感染数字?还是应安抚民心、报喜不报忧?特区政府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从2003年4月中旬起,每天下午4点半,政府准时发布新闻公报,通报最新的感染个案情况。想必当年的“430”一定是关注度最高的新闻节目。那时身为卫生署副署长的梁栢贤,参与过“430”公报,并且始终坚信“信息公布”是传染病控制中最重要的环节。

沙士期间,梁栢贤带队上广州,顶住压力,与广东省卫生厅签订备忘录,建立了粤港澳传染病通报机制,该机制在此后爆发禽流感、猪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等流行病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沙士之后,香港政府决定成立卫生防护中心,梁栢贤成为首任总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对医护人员进行感染控制方面的专业培训。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流行病病毒打一场又一场“绝对不能失败”的仗。

查找源头

记者:2003年沙士在香港爆发的时候,您是卫生署副署长,当时主要的工作任务是什么?

梁栢贤:我主要负责防疫工作。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要防止病毒传播,首先要找到源头,找到病毒爆发的地点、人物、时间,我的工作主要就是收集这些资料。刚开始,我们只知道有一位从内地来的刘教授,感染了不知名肺病,先是住在京华国际酒店,后来进了广华医院。威尔斯亲王医院最早确诊的病人,我当时就怀疑他是不是也住过同一间酒店,但不知为什么,他一开始不愿意说,但最终被问出来,他果然曾在同一时期住过同一间酒店。很快,新加坡政府卫生部门也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从香港旅游回去的新加坡人感染了不知名肺病,我询问之后得知,那个新加坡人在香港时和刘教授住在同一间酒店、同一个楼层。

这就几乎可以确定病毒的原发地了。于是,我们找到那个时间段住过那间酒店的所有人、以及他们后来接触过的人,一个一个串下去、追踪下去。

记者:后来淘大花园的疫情爆发震惊全港。卫生署在处理这一事件时,面对怎样的境况?

梁栢贤:还是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当观塘联合医院突然收进很多病人,我们立刻搜集他们的地址,发现都是住在淘大花园的,而且都是E座。隔离E座的时候,是我去宣布的。当时有不少警察守在那里,有警察过来问我什么时候执行?我才知道原来自己是整个行动的总指挥官。那时感觉自己肩上的压力在于:让居民搬走之后,我们找不找得到病毒?应该怎样做清洁?几时才可以让他们回家?

封锁E座之后,有世卫专家来和我们一起调查,希望能找到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我们做了很多调查,但都不能确定,只是怀疑病毒可能存在于污水中,或是蛇虫鼠蚁携带病毒到处传播。最终只是做一些基本的清洁工作,比如用稀释漂白水冲洗整栋楼的下水管道。食环署又围住整个观塘,用稀释漂白水洗地,对环境卫生做整体清洁。好在,做完这些之后,感染个案有所下跌,我们判断已经过了病毒潜伏期,可以让淘大花园的居民们回家了。

同舟共济

记者:在寻找、抗击病毒的过程中,外界给了你们哪些支持?

梁栢贤:我记得在4月初,有一天,杨永强局长(注:时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和特首董先生突然召见我,让我带队去广东省卫生厅开会。香港希望能与内地充分沟通,了解内地疫情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广东省的情况,毕竟两地人员往来十分密切。我当时只是一个副署长,但董先生说,我一向跟广东方面沟通得很好,互相熟悉信任,我带队最合适。这次沟通的机会来之不易,广东省要上报中央批准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因为我们一去,全世界的记者都知道了。

很不巧,到了订好的日期,记得是4月7号左右,我突然发烧了,本来以为会改由其他人带队,但对方坚持要等我。还好,我在家自我隔离几天之后退烧了,于是带了一个8、9人的队伍去广州,和广东省卫生厅的人开了三天会,好多记者跟着,香港的、内地的、外国的记者都有,好大压力。谈完之后,签了一份备忘录,我和卫生厅副厅长即时见记者。当然,这份备忘录也是要先上报北京卫生部、甚至国务院,批准之后才签的。签了备忘录,又建立了粤港澳传染病通报机制的平台,此后三地之间就可以互通治疗方案,互派人员学习培训。

就在这次开会期间,我同一个深圳检验检疫局的人沟通,他告诉我,他们那里有一些体温枪,问我们要不要,我当然说要了。我回港后立刻上报了这个信息,很快陈太(注:时任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就派另一位副署长林秉恩医生去买了好多体温枪,放在关口作为检疫用途。

之后一段时期,我差不多隔两三个礼拜就要上去一趟。平时有事的时候,也可以打电话直接找到广东省卫生厅的两位副厅长,及时了解广东的疫情。后来我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记得那时候沙士还没结束,有一次我去云浮考察当地医院,考察结束之后,他们说,不如去附近拜一下六祖庙吧。说是“附近”,其实并不很近,开车一个小时才到。到了之后,让我求签,本来我以为是大家一起求,结果跪下来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在求,其他人都在旁边等着,可想而知我心里多紧张,好彩最终掉出来的是上上签。等到6月份沙士结束之后,我还专门去了一次六祖庙还愿。

记者:三地的通报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梁栢贤:粤港澳三地通报机制建立起来之后,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研究三地的传染病情况,从2003年到现在没有停止过。这种通报机制,一方面可以让我们了解到香港对疫情的控制能力究竟如何,另一方面可以互相分享治疗方案。粤港澳三地人员来往紧密,消息互通意义重大。事实上,如果广东有传染病控制不了,香港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唇亡齿寒,出现问题我们一定要一起处理。

回想起来,如果在沙士之前就有这样的通报机制,香港也许就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疫情了;如果沙士时没有建立起这样的通报机制,现今三地人员来往更频密,难保不会出现更大的麻烦。

现在香港同内地的防疫系统也能够衔接到,口岸的检验检疫、出入境申报表格都考虑得很周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信息沟通,我们为此做过很多演练:当爆发大型传染病时,应该怎么沟通、怎么通报信息;内地出现疫情时,香港人可以怎么做、怎么预防……比如,内地出现禽流感时,卫生部门的人就直接打电话给我,我们先各自准备好,然后约定一个时间一齐公布。

记者:沙士期间,医院里的医护前线人员与医管局、卫生署的合作如何?

梁栢贤:在香港,医院、卫生署、医管局的合作很顺畅,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系统的结合在全球来讲堪称典范。

传染病一般首先在医院爆发,而前线医护人员大多对疾病控制的意识比较低。比如沙士时,他们对潜伏期的概念不是很清晰,有些病人没发烧,就被搬出了出现沙士个案的病房,但那些病人没发烧,不代表没被感染,很可能只是处于潜伏期,把他们搬到其他地方,又会传染别的病人。同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自己也很容易被感染。因此,沙士还没结束,我们就决定筹备成立卫生防护中心,首要任务就是培训感染控制方面的专业人员。

信息公布不能怕

记者:在沙士这样的严重疫情面前,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梁栢贤:最重要的是信息公布。4月中旬开始,每日下午4点半,政府会发布新闻公报,公布全港新出现的个案数、病人是男是女、住在哪里,甚至要公布病人所在的大厦名、学校名。被公布的公共场所可能要被隔离或清洗。说实在的,每天公布这些信息的时候,压力确实很大,但我们坚持了下来。

不光是公布数字,我们同时告诉公众应该怎么做、怎么应对,这才是卫生防护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对于传染病的控制,政府和专业人士能做的始终有限,最重要的是市民自己要知道怎么做,比如如何清洁消毒家居环境,如何使用稀释漂白水,如何消灭昆虫、蚊蝇,如何正确戴口罩、洗手……这些是市民每日要做的事情,政府和官员不可能到家里去帮他。

传染病控制,不能怕。对于民众来说,虽然每日公布个案数字可能确实会让他们感到担心,但如果没有信息,他们会更恐慌。人们需要准确的资讯,需要预防的方法。我当年在新加坡读流行病学,他们教给我这门学科的核心理念就是:信息公布。对于流行病、传染病,最重要的是能控制到。控制得到,公布再多信息都不怕;控制不到,你就算隐瞒实情,市民也能看得到,反而引起加倍恐慌。

记者:对您个人来说,压力最大是什么时候?

梁栢贤:每一日,局长都要问我有几多个case?当case数一路上升的时候,我真的好担心,如果控制不到,香港摘不掉“疫埠”的帽子、公共卫生系统整个崩溃掉,怎么办?这是一场绝对不能失败的仗。

2003年5月8日,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区抗击沙士的第一批医用物品经深圳口岸运往香港(数据图片)

2003年5月8日,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区抗击沙士的第一批医用物品经深圳口岸运往香港(数据图片)

(原文发表于2018年7月号《紫荆》杂志)

责任编辑:李梦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