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康:沙士之后“浴疫重生”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罗影
冯康:沙士之后“浴疫重生”

[导读]2003年香港沙士一役中,位于沙田的威尔斯亲王医院首当其冲,是最早发现病人、接受病人最多、医护人员受到感染也最多的医院之一。冯康医生其时刚刚来到威院担任行政总监4个月,也不幸被感染,好在一个月后即康复。

冯康在香港公营医疗体系内工作逾30年,5年前转职香港中文大学。

冯康在香港公营医疗体系内工作逾30年,5年前转职香港中文大学。

文|紫荆杂志记者 罗影

2003年香港沙士一役中,位于沙田的威尔斯亲王医院首当其冲,是最早发现病人、接受病人最多、医护人员受到感染也最多的医院之一。冯康医生其时刚刚来到威院担任行政总监4个月,也不幸被感染,好在一个月后即康复。

威院医护人员的专业与敬业有目共睹,他们自愿组成的“Dirty Team”(专责处理沙士患者的前线医护人员团队),获当年《时代周刊》评选为“亚洲英雄”。而冯康在战胜了自身的沙士病魔之后,创办了“沙士互助会”并亲任会长,希望能够帮助那些深受沙士之苦的人们走出生理与心理的阴影。

沙士一役虽然已经过去了15年,但对香港社会来说,它绝对不是能够轻易烟消云散的陈年往事,沙士给香港社会及医疗体制带来的巨大冲击,时至今日仍然可见清晰的烙印。而对于冯康来说,虽已于5年前离开威尔斯亲王医院、转职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但沙士之役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难打、也最难忘的一场仗。

“沙士是不同的”

记者:2003年沙士于香港大规模爆发时,您正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工作。当时整个医院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氛围?

冯康:威尔斯亲王医院是香港公立医院的龙头之一,对于大型灾难性事件的处理其实是很有经验的,比如96年的“八仙岭大火”(注:1996年2月,一所中学的师生在八仙岭远足期间遭遇山火,导致3名学生及2名老师死亡,13名学生受伤),大批伤者都是送到威院救治的。还有香港从前经常发生泥石流之类的灾害,每次我们对于灾害中的受伤者也都处理得很好。

但沙士不同。在其他灾害性事件中,医护人员自己是健康的,但在沙士中,最先受到感染的就是医护人员。我记得很清楚,2003年3月10号,星期一,大家回来上班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病房好几位同事同时请病假。那是一个很大的病房,分4个病区,每个病区8张病床。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同事同时生病。但医院管理层很重视,当晚就把50多个医护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叫回来,临时开辟了一个会议室用作诊室,给他们做初步检查,结果发现几乎有一半人出现了肺炎迹象。当时医院都是满的,只能把急诊室里的观察病房作为临时隔离病房,正好摆下22张病床,多一个也没有。

我永远无法忘记沙士爆发的第三天,我们在威院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告知同事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一个特别震撼的经历,我站在前台,面前的300多双眼睛里充满了焦虑、恐惧、惶惑、无助和无奈……沙士之后,我继续面对过很多挑战,但没有一件事可以与沙士相比。

记者:您做了多年医生,此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冯康:“非典型性肺炎”其实并不是新东西,早在我读书的时候,197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名词了。之所以叫“非典型”,就是因为没有人能诊断出这种肺炎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的,找不到特定的致病病毒。不过,以前发现的都是零散的,大规模爆发这是第一次。所以,对医院的同事们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大恐慌。大家开始纷纷议论:这是什么原因啊?我们的防护措施够不够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啊?为了给同事们一个交代,我们请了袁国勇教授和黎锡滔医生来威院会诊,袁国勇是我的同班同学,黎医生是玛嘉烈医院传染科的专科医生,二位连夜赶来,讨论应对措施。不过,因为当时还没有弄清病因,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也就是对付一般传染病的控制方法。

那时候,沈祖尧决定,把内科病房的医护人员分成两组,一组是Dirty Team,专门去照顾那些可能受感染的病患,另一组是Clean Team,负责诊治其它病人。最初受感染的都是内科医护人员,后来内科人手不够,外科护士长就主动请愿,带着她的团队加入Dirty Team。再后来,因为其他科的病人减少,骨科、妇产科等科室的同事也都自愿过来帮忙。你知道,在香港,医护人员做这些危险的、额外的工作,是没有一分钱额外报酬的,虽然大家心里都很恐慌,但基本上没有人说不愿意,都自愿地来照顾受感染的同事和病人,我真心觉得,我们威院的同事们都很勇敢。

沙士之后,香港人的防护意识提高很多,习惯于在感觉不舒服时主动戴口罩。

沙士之后,香港人的防护意识提高很多,习惯于在感觉不舒服时主动戴口罩。

政府的反应很快

记者:那时候,从医院的管理层、医管局到香港政府,都是怎么应对的?

冯康:应该说,从医院管理层到政府,各级机构的反应和采取措施都很及时。

威院发现病情的第三天,我们就把一间会议室变作了控制中心和数据中心,每天在这里开两次会,中午一次晚上一次,通报病人的病情进展、病房的安排等情况。会议室里有一块白板,写满了病情进展、病房调动、防护衣物供应等各种数据,董建华先生来探我们时,还赞我们“很专业”。

不过,当时威院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根本没有隔离措施。甚至以传染病专科闻名的玛嘉烈医院也都一样,病房结构都是1970年代设计的,空调系统很落后,很难对受感染的病人做到有效隔离。因此,在疫情发展的前期,最激烈的辩论之一是:我们需不需要关掉急诊室?甚至需不需要关掉整间医院?有些人觉得应该关掉,不应该再接收其他病人,以免增加传染机会;也有些人认为不应该关掉,要是有病人心脏病发却没办法进医院怎么办?后来是卫生署做出明确决定,不关闭医院。

后来淘大花园爆发疫情时,政府很快派人去调查原因,并及时采取隔离措施,将受感染最严重的E座居民送往鲤鱼门度假村和麦理浩夫人度假村隔离,这是香港历史上从来没有采取过的措施。此外,政府还从世界卫生组织请了专家来会诊,其中包括福田敬二,他是全球最权威的流感病毒专家之一。从请专家到决定是否关闭医院、是否隔离居民,应该说,香港政府的反应都很快,做决策很果断。

记者:当时中央对香港控制疫情有没有给过什么帮助?

冯康:中央政府给我们送了很多防护物资,那时候就是我代表医管局出面接收的。

在淘大花园爆发疫情之后,防护物资不够突然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病人陆续进了观塘的联合医院,后来医管局决定把他们集中送到玛嘉烈医院。玛嘉烈医院传统上是传染病医院,香港的公立医院中传染科集中在这里。一下子涌进几百个病人,给玛嘉烈医院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前面说过,玛嘉烈医院和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样,都是1970年代设计的陈旧病房,根本没有有效的隔离设施,更糟糕的是,医护人员的防护衣物也不够。虽然有人认为只要戴好外科口罩、加上勤洗手,就能够防止病毒传播;但也有很多人主张,应该给医护人员最好的保护,需要口罩、眼罩、手套、保护衣,从头到脚严密防护。我们发动了香港所有的供应商,但防护物资还是供应不足。

中央政府知道香港的情况之后,给我们送来了很多防护物资。是我代表医管局去接收的,很大一批,有了这批防护物资之后,医护人员的防护问题基本上就完全解决了。

沙士之后,更好的香港

记者:沙士给香港社会带来了哪些改变?

冯康:沙士之后15年来,香港人的防护意识提高了很多。比如使用公筷、感觉不舒服时主动戴口罩、勤洗手,所有医院大门口、很多公共场所的出入口都有洗手液,进出的人会主动洗手,这些都是沙士之后才普及的。上世纪80、90年代,很多人认为香港地区的传染病已经受到控制,甚至有人建议关掉玛嘉烈医院的传染科。沙士爆发之后,就没人敢说这个话了,玛嘉烈医院的传染科不但不能关掉,还新建了一座传染病大楼。沙士之后,香港还成立了卫生防护中心,并且每年在公立医院做传染病爆发的演习。这些做法除了应对流感,对防止其他的传染病爆发,比如肝炎,也都很有好处。

沙士之后,世界卫生组织的角色也有所转变。在那之前,世卫组织是没有公布“疫区”的权力的,而沙士之后,世卫可以公布某个国家或地区为“疫区”,通过这些措施来控制传染病在全球的传播。

记者:疫情过后,您创办了“沙士互助会”并亲任会长,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沙士互助会”有否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冯康:当年淘大花园的很多病人,因为病情严重,在治疗时使用了大剂量的类固醇,因此造成了一些后遗症,比如骨枯(缺血性骨骼坏死)。还有一些人,因为家人在沙士中去世,心理上受到严重创伤。于是,大家就想要成立这样一个病人组织,来帮助彼此。我也曾是沙士患者的身份,让我成为其中一员,这是一种缘分。有些人的问题确实出在身体上,有些人的问题其实是在情绪上、心理上、精神上,那我们就帮助他们找中医、做心理辅导,甚至搞社交活动,让他们感受到,社会没有丢下他们。

香港政府专门为沙士后遗症患者设置了一些政策,比如,因为沙士后遗症去全港的公立医院治疗,都是免费的;还成立了一些基金,比如专门帮助“沙士遗孤”读书求学的。我在“沙士互助会”做了5年会长,现在还经常去参加他们的活动。近几年,大家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比前些年好多了。当然,还是有一些病人没有完全康复,像沙士这种大型的灾难,是需要时间去慢慢抚平创伤的。

沙士给香港公营医疗体系带来巨大冲击。预计两年后启用的香港中文大学医院,将是本港首间自负盈亏的私营教学医院,有望帮助舒缓新界东医院联网的压力。图为建设中的中大医院(紫荆杂志记者 罗影 摄)

沙士给香港公营医疗体系带来巨大冲击。预计两年后启用的香港中文大学医院,将是本港首间自负盈亏的私营教学医院,有望帮助舒缓新界东医院联网的压力。图为建设中的中大医院(紫荆杂志记者 罗影 摄)

(原文发表于2018年7月号《紫荆》杂志)

责任编辑:李梦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