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这里有我们共同的情怀

来源: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作者: 张晓明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这里有我们共同的情怀

[导读]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庆祝国务院港澳办成立40周年。作为一名有30多年“办龄”的港澳办人,我首先对各位尊敬的老领导、老同事回到办里来参加办庆活动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感谢,并向全办同志致以节日的祝贺和问候。

(2018年9月13日)

张 晓 明

尊敬的各位老领导、各位新老同事:

大家好!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庆祝国务院港澳办成立40周年。作为一名有30多年“办龄”的港澳办人,我首先对各位尊敬的老领导、老同事回到办里来参加办庆活动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感谢,并向全办同志致以节日的祝贺和问候。我想,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这里有我们共同的情怀。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韩正同志让秘书打电话,转达他对港澳办成立四十周年的祝贺和对几代港澳办人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韩正同志正在外地出差,仍然关心这件事,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显示了韩正同志的港澳情怀。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达我们由衷的感激!

正如大家刚才观看的办史短片《港澳办走过的四十年光辉历程》所介绍的,与我们港澳办成立相关的大日子有两个。一个是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在当天批准的《关于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决定:“为加强对港澳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纠正克服各自为政、自乱步调的现象,港澳工作全部归中央直接领导,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归口掌管港澳工作。中央港澳小组的办事机构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这份文件可以说是我们港澳办的“出生证”,这一天可视为我们港澳办的“诞生日”。另一个日期是一个月后的9月13日,国务院发文批准港澳办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确定我办下设4个组,编制45人。这一天,可以说是我们港澳办组建之后的“开张日”。这次我们就是选择了在“开张日”这一天举行我办40周年庆祝活动。大家知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也就是港澳办开张3个月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提出了后来被列入新时期三大历史任务的祖国统一大业,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由此开启,我们港澳办被赋予了收回香港和澳门、推进祖国统一的光荣使命。可以说,我们港澳办应运而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大时代的“弄潮儿”。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弦歌不辍,薪火相传。40年来,历代港澳办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和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这一时代课题,紧紧抓住推动“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变为成功实践这一工作主线,凝心聚力,奋发有为,贡献了智慧,付出了辛劳,收获了成果。

在这40年中,我们为中央出谋划策,研究提出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建议,为“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港澳办成立伊始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照中央的要求拿出一个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具体方案。1979年3月底,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到北京“投石问路”的港督麦理浩时明确表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1997年,香港问题不管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可以得到保证。这一点请投资者放心。这次会见后,香港回归问题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此后一段时间,小平同志亲自调研,多次会见港澳知名人士。1981年4月,廖承志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建议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并根据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构想和有关讲话精神,参考中央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提出了关于收回香港后所采取政策的初步设想。此后,又带领港澳办同志对收回香港涉及的各种问题分门别类地开展研究,并派出工作小组到香港听取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1982年3月,廖承志同志向中央呈报了《关于解决香港地位问题的初步方案和近期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一系列基本方针政策,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十二条”。这就意味着在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开始谈判前,我国政府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已基本确定。在同英国就香港前途问题举行外交谈判的同时,廖承志同志又召集有关部门对原来拟定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作了进一步修改,并于1983年3月27日将修改后的方案上报中央,邓小平同志4月4日在这个报告上作出了“我看可以,兹事体大,建议政治局讨论”的重要批示。这“十二条”后来成为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核心内容。

在这40年中,我们参与外交谈判,为签署中英、中葡联合声明,以和平方式解决港澳问题和为国家改革开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我办在台前幕后参与了外交部为主进行的中英、中葡谈判。在谈判桌上,先后打掉了英方抛出的“三个条约有效论”、“以主权换治权”等主张,挫败了英方打“经济牌”“民意牌”等向我施压的图谋。经过第一阶段的试探拉锯和第二阶段22轮艰苦谈判,最终于1984年12月19日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又经过4轮谈判,于1987年4月13日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香港、澳门问题的和平解决,为香港、澳门实现政权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

在这40年中,我们精心组织制定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为依法治理港澳、奠定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法治基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成立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两个起草委员会的秘书处都设在我办,起草的实际组织工作也由我办承担。邓小平同志讲,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基本法里面。为了制定这样一部史无前例的法律,从1985年7月1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到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连续工作4年零8个月,大小会议召开了100多次,并在香港成立基本法咨询委员会,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征询意见,在全国范围内两上两下收集意见。在座的许多同志都直接参与了基本法的起草和相关服务保障工作。香港基本法通过后,小平同志盛赞它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这是对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港澳办人的最高褒奖。后来,又经过4年多的努力,于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澳门基本法。这两部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制度化,与宪法共同构成了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

在这40年中,我们有条不紊地开展香港、澳门回归和筹建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各项工作,为实现港澳政权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过渡时期既有合作又有斗争。我们紧紧依靠广大港澳同胞,努力排除各种干扰,扎实推进工作。面对1989年政治风波后国际风云变幻和英方在香港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特别是针对英方挑起的“两局共识”、“居英权计划”、“人权法案”、“三违反”政改方案、“玫瑰园计划”等问题,我们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设立港事顾问,及时组建预委会、筹委会,成立临时立法会,以我为主,“另起炉灶”。我办许多同志参与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和两个土地委员会的工作,为磋商解决香港和澳门参与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港澳居民身份证件安排、终审法院设立、香港新机场建设、预留财政储备、驻军和防务交接等一系列关系到港澳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的重要问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还设法推动葡方解决澳门面临的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语文地位等澳门过渡期的三大问题。香港、澳门政权交接在一片欢庆祥和的气氛中完成,中间没有出现权力和法律真空,政府运作如常,社会秩序井然,市民安居乐业。这些正如习总书记去年在香港视察时所说,改变了历史上但凡收复失地都要大动干戈的所谓定势,在古今中外都是很少见的。

在这40年中,我们稳妥应对香港、澳门回归后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勇于开拓,为回答好我们党治国理政面临的这一崭新课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香港、澳门回归前,国际社会各种悲观预测、唱衰言论甚嚣一时。中央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牢固地树立起不干预特区政府自治范围内事务的良好形象,安定了港澳人心。面对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和国际金融危机对港澳造成的严重冲击,我们积极协调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采取签署CEPA、开放赴港澳个人游等政策举措,帮助香港经济实现复苏,支持澳门开放博彩市场,促进澳门经济跨越式发展。港澳同胞由此感受到祖国的坚强后盾作用。针对香港终审法院居港权案判决产生的严重政治和社会后果,以及后来围绕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出现的激烈争论,我们建议中央依照基本法行使有关权力,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和对政制发展作出决定的方式,解疑释惑、定分止争,维护了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有效解决了基本法实施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支持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发展壮大,在各种选举中勇创佳绩;推动内地与港澳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各种合作机制。我们支持深圳湾口岸“一地两检”模式创新,促成澳门大学迁至横琴新校区。港澳回归后与内地各领域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成果丰硕,我办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统筹协调和支持促进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坚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积极有为,为促使港澳特别是香港局势稳中向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坚决贯彻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与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办成了许多大事难事喜事,形成了一批管长远、管根本的制度性成果。如:首次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就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作出“8•31”决定;对基本法第104条进行解释,为取消宣誓违规议员的资格提供更坚实的法律依据,有效打击和遏制了“港独”活动;支持香港立法会修改议事规则,解决了恶性“拉布”问题;出台一系列惠港惠澳和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学习、工作、生活的政策措施,协调解决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一地两检”和港珠澳大桥开通涉及的有关政策和法律问题,支持港澳参与 “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双向开放,促进港澳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特别是妥善应对和处理持续79天的非法“占中”事件,在国际上同类事件的处理中堪称范例,对香港近期局势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深知,“一国两制”事业和港澳工作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最主要的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是香港、澳门中联办等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我们国家日益强盛的必然。正如小平同志在谈到中英谈判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时所说:“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一直高度重视港澳工作,亲自为“一国两制”事业掌舵领航。在港澳回归前后比较长的时间内,钱其琛同志分管港澳工作。2003年7月以来,曾庆红、习近平、张德江、韩正同志先后担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这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为“一国两制”事业和港澳工作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并曾到港澳办亲切看望大家。这些都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央的关怀。此时此刻,我们倍加怀念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邓小平同志,倍加怀念为“一国两制”事业作出历史性贡献的廖承志、姬鹏飞、鲁平、李后同志等已经故去的港澳办老领导老同事,我们衷心感谢廖晖、王光亚同志和其他许多为“一国两制”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港澳办老领导老同事,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一国两制”事业和港澳工作的各方人士,我们都铭感于心。在此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们今天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弘扬港澳办的优良传统,增强港澳办人的集体荣誉感,激发港澳办人接续奋斗的精神动力。什么是具有港澳办特色的优良传统呢?近期我们安排了一些老同事访谈,也请了部分老领导回到办里来为大家作报告。综合他们的意见,我想是不是可以简要归纳为以下4条:

一是心系家国事业重。可以说,港澳办的同事绝大多数都是被港澳工作吸引过来的,或者说是被“一国两制”事业感召过来的。港澳事务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就是我们选择到港澳办工作的吸引力。港澳办最早的一批老司长,如郑伟荣、诸桦、邓强、莫瑞琼、钟鸣同志,本身就是香港居民,他们是受新中国的感召回到内地的。港澳办人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把实现港澳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作为一种神圣使命,并为之忘我工作,甘于奉献。为此,港澳办很多同志“一生只做一件事”,“从一而终”,不是把所从事的工作当作养家糊口的职业,而是当作一项热爱的事业。我们的老主任廖承志同志,出生于革命家庭和政治世家,自己也是“老革命”,一生坐过“七次半”监狱,九死一生,历尽磨难,但他始终胸怀报国之志和乐观主义精神,晚年为祖国统一大业日夜操劳、殚精竭虑。1980年3月,他到美国做心脏搭桥手术,由于这类手术的成功率当时并不高,此前又发生了罗瑞卿大将在德国医院手术台上意外去世的事故,许多关心廖公的人都劝他不要去冒这个风险。他在手术前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考虑到我目前的病情和心脏功能日渐衰退的现实,如果继续采用保守疗法,即主要靠药物维护,是不能完全治愈的……这种状况使我不能正常地工作,实际上处于长期休养状态,这是等死状态,我是绝不甘愿的。如果手术成功,将可以延长我为党工作的时间,最少五年,多到十几年。”这段话是廖公以身许党许国的真情表白。鲁平同志1995年5月初检查出患有胃癌,仍抱病完成原定到港澳出差的任务。在胃切除四分之三、头发因化疗脱光后还没有再长好的情况下,他就戴顶帽子回到办里上班,硬撑着站完了香港回归的最后一班岗。相信很多同志都记得香港回归前全办上下超负荷运转、整天忙得热火朝天的场景,有些同志曾经累得晕倒在会议现场。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已成为港澳办人珍贵而温馨的集体回忆,也诠释了港澳办人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无限忠诚。

二是求真务实勇创新。“一国两制”前无古人,“一国两制”实践注定要不断面临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迎接新挑战。港澳办因为要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澳门社会打交道,特别注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充分考虑港澳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关注港澳的社情民意,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并善于以创新的思路举措,解决一个个看似难解甚至无解的难题。这个月下旬,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即将启用。在西九龙站设置内地口岸区,实行“一地两检”查验模式,一度被认为存在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我一开始就笃信这件事一定能办得成,因为鲁平同志讲过的一个故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1978年刚到港澳办工作时,廖公就交给他一个任务:到广东协调处理香港与内地的“三通”问题,重点是开通九龙至广州的直通车。那时人们思想观念中“左”的烙印还很深,许多人听说这个想法后都直摇头,认为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之间搞火车直通,是不可想象的事,近乎“天方夜谭”。但到了1979年4月4日,直通车顺利开通了。所以,如果与当年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作比较,现在我们推进西九龙站“一地两检”这样便利乘客、惠及民生的好事,还能难到哪里去呢?还有什么办不成的理由呢?再往早说,港澳居民国籍问题的处理办法,基本法的解释制度,预委会和临时立法会的设立,CEPA的安排,深圳湾口岸“一地两检”,以及澳门大学迁至横琴新校区、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划定85平方公里水域,等等,哪一件事不是创新呢?可以说,务实、创新是港澳办与生俱来的基因。

三是精简高效俭为乐。廖公组建港澳办之初,就为港澳办设置了比较高的“门槛”,甚至招收到港澳办的干部,大多要由他亲自面试。几十年来,港澳办从来没有大规模扩充,与历任办领导对干部队伍重质不重量、尽职不揽权不无关系。无论是新招录的大学生和军转干部,还是面向社会的公开选调,都要精挑细选,特别是把好政治关、品格关。虽然人手少,但出活儿,工作质量好、效率高,常常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和其他部门的称赞,连港澳办的汇报材料都常常被认为自成一体。基本法起草、第一任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回归大典筹办等大事,工作量那么大,都是靠着不足百人的团队完成的。而我们的办公条件则一直相形见绌。从一开始在华侨大厦租房办公,到北新桥王大人胡同的小院,再到永定路,后来又到甘家口百万庄南街,辗转4次才搬到今天月坛南街77号这个也只占“半壁”的大楼。建办之初相当长一个时期,连食堂都没有,大家都是自己带饭,中午在锅炉里简单热一下就对付过去了。一张乒乓球台,休息时是大家争抢打球的地方,中午是大家围坐的饭桌,开会时还是共用的会议桌。但就是在如此简陋的办公条件下,港澳办人以艰苦朴素、勤俭办事为乐,干成了一件件举世关注的大事。

四是平等友爱一家亲。这从称谓就可以看出来。同事之间,无论级别高低,过去都不叫官职,而一律以同志相称。办领导从来不摆架子,大家都是一个锅里吃饭,一起排队取餐,不搞特殊化。年长的同志对年轻人生活上关心,工作上传帮带,既大力培养、大胆使用,又严格要求。老同事常常设家宴招待单身青年,还热心地帮着介绍对象。遇有重大活动和专项工作,往往全办齐动员,相互多补台。刚才一些老领导老同志都讲到了特别怀念的一些人和事,都反映了那时候港澳办风清气正的人际关系和机关风气。

孔子说,人生“四十而不惑”。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单位来说,“四十不惑”,要求我们对所担负的使命和职责有更内在的自觉,对“一国两制”事业和港澳工作的规律性有更成熟的认知,对如何应对各种风浪有更强大的定力。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来说,我们理应有这种“不惑”。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把“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这凸显了“一国两制”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标志着港澳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港澳工作必须更好地融入和服务于这个大局。从“一国两制”事业和港澳工作的局部来说,如果把港澳回归前的中英谈判、基本法起草和筹建特别行政区等活动都算上,我们从事“一国两制”实践已经有30多年时间。即使从港澳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一国两制”全面付诸实践算起,也已经超过20年。经过这么长时期的不断探索和经验积累,我们也自信有这种“不惑”。特别是以去年“七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香港为标志,港澳形势呈现稳中向好、持续向好的态势,我们对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进一步治理好港澳、保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愈加充满信心。国家强盛对港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心转变的影响是积极的、深远的,也是不可逆转的。当然,我们也深知,正如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充满艰难一样,“一国两制”实践的过程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一国两制”本身就包含也包容着矛盾对立,港澳在实现平稳过渡的同时必然遗留不少隐患和问题,新政权和新的宪制秩序的建立难免需要一个过程,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们看待港澳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时,切忌理想化、简单化、情绪化。随着港澳进入“五十年不变”的中期,许多问题已经并会进一步显现出来,再加上国际斗争大格局的影响,把港澳治理好绝非易事。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深刻认识港澳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坚持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以前辈们为榜样,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善于创新,深耕细作,久久为功。

我回办里工作马上就满一年了,在与大家共事交流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港澳工作如何更好地配合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办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港澳办每一名同志都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借此机会,我愿就港澳办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履职尽责,与大家分享4点想法:

一是当好中央处理港澳事务的参谋和助手。这是港澳办的基本定位和角色。我办是国务院专责港澳事务的办事机构,同时也是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的办公室,在港澳工作系统中居于中枢位置,承担着统筹协调和归口管理港澳事务的职能。要加强战略谋划,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入思考事关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系统谋划近期和长远的港澳工作。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把握港澳社情民意,善于通过调研洞幽察微,为中央决策提供信息、提出建议。要加强统筹协调,与各有关部门和地方保持密切联系,多沟通、多协商、多服务,充分调动各方面包括地方港澳办的积极性,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中央的有关决策部署及时落到实处。

二是当好“一国两制”方针的守护者。鲁平同志在香港回归前就讲过,港澳办要当好“一国两制”的守门员。廖晖同志在与董建华行政长官第一次会晤后就表示,港澳办不仅要当好“一国两制”的守门员,还要当好特区政府的联络员、港澳居民的服务员。这些表述都体现了不同阶段港澳办的角色重点。今天我们讲的“一国两制”的守护者,是个全面守护者的概念。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两制”差异,切实保障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坚定地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防范和阻止干预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范围内事务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要坚决维护“一国”原则,牢牢守住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七一”讲话中明确的三条底线,对“港独”等严重违反“一国”原则、严重违反基本法的言行,坚决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与特区政府共同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总之,要确保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

三是当好港澳与内地融合发展的促进者。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这种融入或融合发展,不是有些人担心的要模糊两制差异或导致港澳“内地化”,而是像韩正副总理最近所强调的,要遵循“一国两制”“依法办事”原则,促进港澳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丰富“一国两制”实践、造福港澳居民。无论是从国家发展全局需要来看,还是从港澳自身发展需求来看,这种融合发展都是大势所趋。港澳办在这个过程中要当好“媒人”,找准切入点。特别是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为重点,支持港澳抓住新一轮战略机遇,实现自身大发展。最近我办同事在就有关课题进行调研时,深圳一位专家向我们建议新时代港澳工作要重点关注4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治理”,就是要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体系的高度来考量和确立我们对港澳的治理理念、思维和制度;第二个是“安全”,就是要从国家总体安全的高度来全方位审视港澳在政治、经济、科技、金融等方方面面的安全因素,健全和完善有关法律制度和安全体系,并以其独特之处为国家扩大开放起到安全阀作用;第三个是“融合”,就是要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特别是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平台,大力推进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和体制创新,促进大湾区内人员、货物、资金、信息等要素的流通,既以港澳所长应国家所需,也以国家所长应港澳所需;第四个是“离岸”,就是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格局中,不能仅仅把香港作为经济贸易的中转站,更要充分发挥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通过香港进行全球资源配置。这些看法对我们不无启发意义。可以说,推动港澳与内地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融合发展,是港澳办今后工作的一个着力点和重头戏,大有可为。

四是当好港澳同胞的贴心人。港澳办的同志首先要知港澳、懂港澳,为港澳同胞办实事、办好事。一方面,我们要深入了解港澳的社会制度和运行特点,深入了解港澳居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广泛接触港澳社会各界人士,与他们以诚相待,多作坦率交流和换位思考,注重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真心换真情。另一方面,我们要想港澳同胞之所想、急港澳同胞之所急,发挥好统筹协调有关政策制定的作用,积极回应港澳社会的关切,帮助特区政府和港澳同胞解决实际问题。最近我们刚刚会同公安部等部门出台了为港澳台居民办理内地居住证及相关的政策举措。要通过办成这一类实事、好事,让港澳同胞产生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和课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我为今天的座谈会想了两句主题词:“初心不忘事业重,四十不惑再奋进”。什么是我们港澳办人的初心呢?我想,港澳办人的初心就是顺利收回港澳,洗刷百年耻辱,并在“一国两制”下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这包括两方面,一是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二是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这两点正是“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每一位港澳办人都要不忘这个初心,进一步增强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坚决维护”,在新征程上继续砥砺前行,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传承人和奋进者。

我想大家都记得去年“七一”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刚下飞机就对现场记者讲过的一句话:“香港发展一直牵动着我的心”。这句话饱含深情。著名诗人艾青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作《我爱这土地》中这样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由此我联想到我们港澳办人,无论是离任的还是在职的,无论是对港澳现状和港澳工作“誉之深”的还是“责之切”的,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情怀,就是我们都深沉地热爱所从事的这份事业,我们都真诚地希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我们都由衷地期盼香港和澳门的发展越来越好。这是我们港澳办人始终不变的情怀!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李梦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