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运法师:让港人得到精神上的安乐与幸福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何玫,陈嘉鸿
宽运法师:让港人得到精神上的安乐与幸福

[导读]近日,紫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杨勇与宽运法师,就佛教的传播及佛教与香港的因缘进行了对谈;而针对香港目前面对的一些问题,宽运法师从佛家大智慧的角度进行了剖析。

佛法东来,始于汉明帝夜梦金人。大约2,000年前,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发展出一套“空性”“无我”的哲学理论,认为世间所有存在都是因缘和合的呈现,也就是“缘生”或“缘起”法。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激荡与融合,二者相互促进,成就了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化佛教盛行的局面。如今,香港佛教的发展能如此成功,有赖于背后默默耕耘的弘法者。师承佛门宿耆永惺长老的宽运法师,现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西方寺方丈,日常除了广弘正教,说法利生,更热心参与各种公益活动、爱国爱港、奉献社会,不遗余力。

近日,紫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杨勇与宽运法师,就佛教的传播及佛教与香港的因缘进行了对谈;而针对香港目前面对的一些问题,宽运法师从佛家大智慧的角度进行了剖析。

文|特约记者  何玫   紫荆杂志记者  陈嘉鸿

儒家治世、佛家治心、道家治身

杨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道教都源于本土,发展源远流长。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道并称“三教”,可见其地位之重、影响力之广。请法师讲讲佛教的起源、如何传入中国及之后的发展情况。

宽运法师:佛法传入中国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印度,这个时期的佛教称为“原始佛教”,即“初期佛教”或“根本佛教”。自释迦牟尼佛涅盘后,佛教进一步分化,形成了许多不同的传统与学说。在各种文献中,有最初分裂(“根本分裂”)为两大部,即上座部与大众部;又有最初分成三众或四众,后来分裂为十八部、二十余部的种种说法。在上座部与大众部根本分裂后,又因地域、教义看法等不同因素,分裂出不同的僧团(又称为“枝叶分裂”)。在根本分裂之后的时期称为“部派佛教”时期。

后来大乘佛教的创始人龙树菩萨出现,在小乘佛教向大乘过渡时期,他继承了佛陀的缘起思想,批判了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对于澄清佛教思想、统一佛教内部思想有着深刻的意义。大乘佛教沿着龙树菩萨的中观般若思想建立了起来,至今延续了近2,000年,影响深远。

而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传入了印度佛教三个时期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即原始的上座部南传佛教,主要沿着“恒河流域”,由南面弘传至东南亚一带,包括泰国、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老挝等地;初、中期大乘的汉传佛教,主要透过“丝绸之路”由北面弘传至中国、日本、韩国等地;后期大乘的藏传佛教,主要由西北面的“雪山之路”传入,弘传至西藏、青海、蒙古一带。这三大系的弘传均源于佛陀的教法,各有特色长短,发展多彩多姿。严格来说,三者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契机契理之别。

据历史记载,印度佛教各部派思想随着大量经论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民族文化相接触,经过长时期的磨合、吸收和融化,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公元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极盛,思想理论有着新的发展,各个宗派先后兴起,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

杨勇:有谓“儒家治世、佛家治心、道家治身”,佛教的义理是从心出发,以信仰为根、以教育为中心。请法师讲解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宽运法师:我们谈到传统文化必然离不开儒、释、道三教思想。千百年来,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已经融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儒、释、道三家思想相辅相承,历史上有所谓“儒家治世、佛家治心、道家治身”的概括,指出了儒、释、道的基本特性和各自差异。

儒家是入世法,提倡仁爱及物、重五伦、倡道德;提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观念,此“五常”即五种人伦常理,作为修己待人的道德准则;这可对应于佛教的“五戒”,即五种根本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杀生近于“仁”,不偷盗近于“义”,不邪淫近于“礼”,不妄语近于“信”,而不饮酒理智清醒,则近于“智”。儒家以“五常”作为做人的标准,佛教则以“五戒”作为来世获得人身的条件。

佛教是出世法,是一种以信仰为根本、以解脱为目的、以教育为中心、以文化为纽带的宗教。中国佛教秉承“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根本精神,以慈悲、智慧、平等、圆融作为始终不变的主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

而道家则是半出世法,追求逍遥、人与自然合一。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所反映出来的规律是 “自然而然”的。“道法自然”揭示了整个宇宙的特性,囊括了天地间所有事物的属性,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均效法或遵循“道”的“自然而然”规律,“道”以自己为法则。也就是说,“道法自然”实际上即是“道性自然”。

由此可见,儒、释、道三教均以其对自然社会、人类的敏锐洞察和深刻领悟,凝聚为中华文明的高超智慧,涵养着数千年来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是当代文化软实力建设及构建和谐社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东北三老”为战后香港的佛教发展打好根基

杨勇:年老一代的香港人受儒道观念的熏陶较重,属于外来宗教的佛教真正在香港发展起来的时间较晚,却能迅速地传播开去,至今拥有120万名信众。请问香港的佛教是如何兴起的?

宽运法师:由于香港的地理环境,历来皆为中外往来人士及船舶的交通要点,而佛教早于南朝刘宋时期经已传入。根据近代学者考证,屯门和青山是古时从波斯、阿拉伯,以至印度与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等地进入广州内陆的必经之地,故佛教经海路传入中国,亦应以此路为最早。位于屯门及元朗的青山寺、灵渡寺及凌云寺合称“香港三大古剎”,是香港佛教发展之发祥地。

据佛教研究史家记述,早期香港佛教的重心集中在大屿山,当时来自内地的僧侣以山居清修为乐,在山林之间建起了“小茅蓬”、“小静室”,过着简朴清淡的农禅生活,开拓了“结蓬”清修的形式,成为早期香港佛教的普遍特色。香港佛教在经历了早期的“茅蓬修行”后,于二十世纪初开始渐渐与香港社会发展相结合,逐步出现城市化的趋势也就是从“山居佛教”迈向“城市佛教”。

1949年,大量僧侣南移香港。面对全国各地南移过来的僧人,香港佛教界予以热情接纳。而留在香港的僧人对重兴香港战后的佛教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以“东北三老”——倓虚法师、定西法师和乐果法师最为有名。

三老在“弘法精舍”创办“华南学佛院”,“华南学佛院”之所以称为“学佛院”而不是“佛学院”,就是要求学僧们不要把佛法当成知识或学问来研究,而是以身心来实践,将佛理确切用在修行。这种学佛理念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僧才,包括永惺法师、畅怀法师、智开法师、宝灯法师等。其中亦有前往北美弘法的妙境法师、达成法师、乐渡法师、性空法师等,都是独当一面的、出类拔萃的佛门龙象。

战后的香港佛教发展稳定,而佛教界亦更加注重兴办学校、护老、扶幼等社会慈善事业。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至七八十年代,除佛教医院的创办外,佛教安老院、中学、小学、幼稚园之兴办,均达到数十家之多。

除此之外,香港佛教另一重大转变就是佛教联合社团的创办。1945年“香港佛教联合会”正式成立,推举筏可大和尚为会长,其宗旨是肩负战后重建香港佛教的使命,团结香港佛教僧俗男女,联合佛教四众,以社会弘法及教育弘化方式,取代传统的农禅弘法,为香港佛教发展开拓新方向。

香港需依长期规划奋发图强

杨勇:香港的迅速发展提升了市民的生活质素,亦加重了贫富差距的问题,比如有人住在高楼大厦庭院别墅,也有人住在劏房。佛说众生皆平等,就平等而言,您如何评价香港目前的社会现象?

宽运法师:香港的GDP高达26,600亿港元,名列世界十大富裕城市之一。可是香港的繁华背后,贫富悬殊问题一直严重。香港虽然富裕,却在全球十大不快乐地区之中排名第七。明明坐享如此丰盛的财富,真正能享受到这个经济成果的只占社会的少数。

于是有人讽刺性地说:“香港穷得只剩下钱!”虽然钱买不到快乐,但是如果特区政府在社会福利照顾、医疗服务、资助房屋的供应上,能随着香港的经济步伐同步增长,各项开支用得其所,就可以令每位香港人都安居乐业。“安家乐业”一直都是每个人的美好追求,而其前提是,必须先安家,把家安好了,才能乐业。中国人以家为本,重视伦理,以家庭为生活重心,所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家的追求。为什么这种向往在香港受到局限?有人说是因为香港地少人多。

现在的香港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什么东西都商业化了,房屋也变成了一种商品。其实香港的土地资源一点都不匮乏,只是需要香港人相互协调,平衡各方利益,才能达到合理的利益分配。

说到协调,佛教亦有“六和”(“六和敬”)思想,首先是“见和同解”,指团体内思想的统一,彼此达成共识。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非常关注房屋及土地议题,因此最近举行了“土地大辩论”,就“土地选项争议”及“长远城市规划”等议题进行讨论;第二是“戒和同修”,要有一套大众共同遵守的制度;第三是“利和同均”,大众的利益必须要均衡分配;第四是“意和同悦”,大家同住一起要有善良的用意、坦诚的胸怀;第五是“身和同住”:大家同住一起要做到和睦相处,不发生争斗;第六是“口和无诤”:大家同住一起说话要谦和礼貌,不应恶口粗声。

上述“六和”中,前三者是和合的本质,后三者是和合的表现,“六和精神”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是相通的。

所以,我认为香港需要有长远规划。国家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它一直有明确的规划,所以大家都有前进的方向与目标,能够跟着规划框架走。香港要迈向成功,必须向国家效法,制定五年、十年,甚至百年的规划。

杨勇:香港人一直引以为豪的“狮子山精神”讲求拚搏奋斗,现代年轻人的拚搏激情似乎有所减退,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宽运法师:“狮子山精神”其实就是香港精神,是一种刻苦耐劳、勤奋拚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香港长盛不衰的力量之源,也是香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的香港面临各种新的危机与挑战,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可是由于近年香港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我们似乎感到香港精神已变质,担心香港优势不再。其实香港精神一直存在,但实有必要重新去唤醒。

我们可以看到,时下的年轻人似乎欠缺了上进的动力与拚搏的激情,究其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了,不少人错过了内地高速发展的机会,在香港迷失了自己,从而心理上无法达到平衡。

当这些人心理不平衡的感觉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出位”的事情,希望引起别人注意。如此就容易制造矛盾、制造对立,造成社会混乱的现象。

所以,我认为人要有“三担当”——“愿担当、肯担当、能担当”。香港人要努力发扬狮子山精神,自强不息。其实香港目前还有很多优势,比如法治上的优势、自由上的优势等。除此之外,“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是香港独特的优势所在。因此,我希望在逆境中成长、在艰难困苦中生活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不要悲伤,不要抱怨,不要被事物的假相所迷惑、不要追求虚无不实的梦想,应脚踏实地展开自己的双臂,去奋斗、去创造。

未来世界需要大乘佛法和孔孟之道

杨勇: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大势所趋,需要两地民众之间的相互交流,需要港人对国家民族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请问您如何看待佛教在增进内地及港澳台民众的交流及民族认同感中的作用?

宽运法师:香港佛教与内地的佛教是同根同源的,所以只有地域、种族和修行方法之分,没有本质上之别,而佛教所担当的角色更像是内地及港澳台之间的一个交流平台。

佛教有五种观念:缘起观、轮回观、因果观、平等观、慈悲观。其内涵都是高度智慧的呈现。在此要特别提出是“慈悲观”,什么是“慈悲”?小爱的升华就是大爱,大爱的升华就是慈悲,慈悲的升华就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就是没有条件、没有分别的爱。所谓“慈能予乐,悲能拔苦”,就像菩萨、摩诃萨一样,他们表露出来的慈悲不仅是对人类的关心关怀,而是对所有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等有情生命,同样予以怜悯。

同时,佛教有“上报四重恩”之说,“四恩”就是佛恩、国土恩、父母恩和众生恩。这种报恩的精神就是爱的升华,也就是慈悲。而佛教教义最关键的重点除了慈悲心、平等心、报恩心,就是觉悟——觉悟宇宙万有缘起性空,其中没有永恒不变的“我”或个体的存在,从而破除一切执着、妄想、私心与贪念,由此生起真正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自觉觉他,自利利人,造福社会。

因此,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汤恩比曾说:“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教的思想,能让我们洞悉宇宙人生的真理,从而拥有悲悯苍生、放眼天下的胸襟与情怀。

佛教的义理教我们打开胸襟、开拓视野。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国者应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分愁担忧,为人民的幸福出力、抛开自我、舍己为人,如此才能真正做到胸怀天下。所以国家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只会越来越富强,越来越繁荣,到时候不单内地及港澳台同胞,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会打从心底引以为傲。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佛教要担负历史责任

杨勇:佛教提到的心怀天下,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相通。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请问佛教在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下担任什么角色?

宽运法师:我们都知道,佛教与“一带一路”息息相关,是“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人民的共同信仰。它谱写了千古传诵的友好交流篇章,是增进人民友谊感情的重要渠道和纽带。历史上许多中外佛教高僧大德秉持普度众生的悲愿,怀着为法忘躯的精神,沿着联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共同打开了友好交往的大门,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丝绸之路又被称为“佛教之路”。

在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上的许多国家和区域均盛行佛教。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的鸠摩罗什的诞生地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在当时有“佛寺数百、僧众数万”。在新疆境内沿丝绸之路遗存大量的佛教石窟,如喀什的三仙洞、吐鲁番的雅尔湖、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和世界闻名的敦煌石窟等,都可以让人看到当年佛教发展的盛况。所以丝绸之路也见证了佛教的发展,从亚洲的中端向东扩展,以它慈悲包容的精神,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南亚、中亚、东亚等广袤地域的宗教意识与文化形态,为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今天国家领导人提倡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佛教必须要重拾文化使命,担当新的历史责任,为“一带一路”注入信仰的力量、赋予文化的光彩,让“一带一路”不仅成为充满生机的经济增长带,更成为世界新文明建构的重要起点。

弘法者应多担当、多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杨勇:在国家层面上,您是全国政协委员;在社会层面上,您既是西方寺住持,又是香港佛教联合会的会长,同时热心参与各项公益活动、弘扬佛法。请问您一生致力于弘扬佛法的动力是什么?

宽运法师:我来自内地,所以对国家很了解,同时在香港生活了35年,对香港也很了解。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出家了,受到很多爱国爱港的高僧的熏陶,所以我希望能够作为香港佛教与国家之间的桥梁,向国家建言、表达需要。

之前提到的愿担当、肯担当和能担当,我自问是肯担当却未有足够能力去担当,因为我需要靠大家。佛教说“领众、依众、靠众”,香港佛教的发展能如此成功,一是有赖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二是香港各界人士与信众的共同努力。这就是让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一路上与大家并肩同行,甘苦与共,患难相依——“大家”就是我最大的力量。  

今年佛诞节,我们香港佛教联合会的几位法师一同在红磡体育馆主持佛学讲座,与普罗大众分享佛法,希望将佛法带进人群,融入社会。所谓“道场以无事为兴隆”,以往我们都是守着自己的寺庙,闭门不出。但我觉得弘法者要有更大的胸怀,对香港佛教的传承要有更大的担当,多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多做对众生有利益的事;而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以佛法的智慧,让人人都能在精神上、生活上得到安乐与幸福。

(原文发表于2018年11月号《紫荆》杂志)

责任编辑:余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