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对台工作新局面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杨亲华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对台工作新局面

[导读]今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历史性的伟大决策使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划分当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图为当天的人民日报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图为当天的人民日报。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分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由此开启了大陆对台工作的新局面。图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分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由此开启了大陆对台工作的新局面。图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

(原标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方针的伟大决策)

今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历史性的伟大决策使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划分当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开辟了对台工作的新局面。

文|北京   杨亲华

在解放思想的时代洪流中探索统一祖国的新路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邓小平写下这样一段特别重要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自始至终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自始至终都站在它是一个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看待这场深刻的理论交锋。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了新的更加清醒的认识。

首先,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认识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家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允许包括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内的多种经济并存发展,其中也包括了港澳台资等非公有经济。这样就把一个国家内部实行多种经济并存发展,提高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指导方针的高度,并使之具有相对长期稳定的性质。

其次,是对世界局势,特别是战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再认识。7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政治局势由冲突转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禁锢封闭转向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变化,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远比过去时代更清晰的世界发展新趋势。邓小平以极大的注意力注视着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特别是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以电子技术和生物工程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其他社会政治的变革调整,虽然这一切并未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但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其生产方式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其制度的寿命也远比人们预期的要长。而社会主义正处于发展中,虽已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自身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但毕竟发展时间短,基础弱。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是在与资本主义的长期相处中进行。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仅在国际范围内可以共存,就是在一国之内也是可以共存的。正是根据这一历史必然性,邓小平作出了一个重大政治判断:“和平共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的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

第三,是对台湾历史和现状的深刻了解。台湾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是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这种状况不仅给台湾同胞,也给整个中华民族都带来很大创伤。面对这种不幸的局面,如果再诉诸武力,骨肉相残,必将带来更多的伤害和不幸。同时也必须看到,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台湾不仅形成一个与大陆很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而且它还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和适时把握战后国际社会出现的历史机遇,经济获得很快的发展,人民也小康舒适。这一切不仅中共领导人体认到了,而且更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无意改变这一现状。

对上述这些重大问题的深刻认识无疑为对台政策的根本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时,处理台湾问题的外部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中美建交谈判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一直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并相继结出丰硕成果。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签订,同年 12月中旬中美两国决定自1979年 1月 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这就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在综合考虑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任务、基本思路、发展战略中,逐渐形成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思想。

当时中国面临着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在国际上也有许多爆发性的争端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总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武力的方式,一种是谈判的方式,也即和平的方式。邓小平后来说,“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当时邓小平思想发展的过程可做如下简单排列:

1977年8月24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就中美建交和共同关心的全球性战略问题阐述看法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 邓小平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

同年9月6日,邓小平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无权干涉。”他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自己解决台湾问题时会考虑到台湾的特殊条件。”

1978年1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时说,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可以讲到这个程度:在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当然要照顾到台湾的现实,就我们来说,要力争使用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的统一问题。”

1978年7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时指出,“中国人之间自己会找到一个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其中包括在解决方式上尊重台湾的现实。”

1978年10月8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表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

1978年11月14日,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他又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从上述邓小平思想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日益清晰化具体化。其基本要点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无权干涉。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时,会尊重台湾的现实,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台湾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要实现统一。这些都表明,邓小平已在考虑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在初步酝酿“一国两制”构想。

邓小平提出新时期对台工作指导思想

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紧随其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方针,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台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中具有全域性、战略性的重要地位,理应服务于和服从于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

在这两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向全党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对台工作方针政策的要点,其中包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最主要内容。

1978年12月1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纲挈领地提出进入新时期对台工作的设想。他指出:实现统一,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外国投资不变,促进通邮、通商、通航、人员往来。台湾资本家可以来国内投资。以蒋经国为谈判对手。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口号是爱国一家。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讨论了对台工作。对此,邓小平又连续作了八次重要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其主题是“不打仗就要坐下来谈”。

邓小平说,中美建交解决了台湾问题的一半,还有一半靠我们自己。邓小平说,不打仗就要坐下来谈。他说,中美结束30年敌对状态,还是靠中美领导人坐下来谈,国共两党的事是中国人的事,还是要国共两党领导人坐下来谈。

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全会的主要成果之一。12月22日,会议各小组重点讨论了公报稿。公报指出: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向中央及中央军委提出在中美建交公报公布时应发表一个停止炮击金门等沿海岛屿声明的请示,经邓小平12月24日上午批示于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1979年1月1日,这个声明以国防部部长名义发表。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同日,大陆方面采取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撤销福州军区等措施展现缓和两岸军事对峙状态的诚意。当日下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1979年元旦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三个特点,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务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随后,大陆方面有关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纷纷发表谈话、召开会议,呼吁结束两岸隔绝状态,实现“三通”、开展人员往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举行和平谈判等,掀起了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热潮。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新时期对台工作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其后《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当时在北京的外国记者就其产生的重大意义作出这样的评论:这是“具有可以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长征路上于 1935年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相比的历史意义”,它向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争取国家和平统一努力的正式开始。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对台工作理论创新的发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端正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从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包括海峡两岸关系在内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思想前提。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邓小平的上述讲话深刻阐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台工作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正是沿着邓小平在三中全会期间提出的“三个不动”(即“台湾的制度可以不动、生活方式可以不动、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可以不动”)思路,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俗称“叶九条”),1983年6月25日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六点意见”(俗称“邓六点”),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有广泛理论意义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就此形成。正是沿着邓小平1979年1月1日所概括的1979年元旦的“三个特点”,发展到1980年1月邓小平提出的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再经中共十二大明确并为以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所重申的、必须完成的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这些创新的对台工作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对台工作长期的指导思想。

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两岸关系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极大地激发了海内外同胞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热情。一时间,要求和平统一祖国,成为海内外舆论热议的重要话题。台湾岛内的“寻根热”、海外侨胞的“搭桥热”如火如荼。当时旧金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翁绍裘先生在其主编的《源流》上载文说:“今天海外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殷情期望只有八个字,那便是‘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四十年来,尽管两岸关系起伏跌宕,峰回路转,但两岸同胞同心携手合作,共同迎接挑战,把两岸关系大大向前推进了。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取得重大成果。两岸人员往来和各个领域的交流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水平。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

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藩篱,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成为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大陆以极大的诚意倡导和平统一,从根本上动摇了台湾当局维持戒严统治的基础,其所顽固坚持的“三不政策”不得不进行调整。在台湾地区实行38年的戒严令不得不解除。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的局面被打破。两岸关系冰封三十多年的闸门一旦打开,两岸同胞要交流、两岸关系要发展的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作者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港澳局原副局长)

大陆以极大诚意倡导和平统一,根本上动摇了台湾当局维持戒严统治的基础,其在台湾地区实行30多年的戒严令不得不解除。图为1987年春,主张开放回陆探亲的台湾团体在街头表达思乡之情

大陆以极大诚意倡导和平统一,根本上动摇了台湾当局维持戒严统治的基础,其在台湾地区实行30多年的戒严令不得不解除。图为1987年春,主张开放回陆探亲的台湾团体在街头表达思乡之情。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创造性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图为位于福建厦门的“一国两制 统一中国”户外标语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创造性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图为位于福建厦门的“一国两制 统一中国”户外标语。

(原文发表于2018年11月号《紫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