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香港国歌立法中的“民意抵抗”?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田飞龙
田飞龙:香港国歌立法中的“民意抵抗”?

[导读]国歌法的主要功能就是国民意识教育,而教育本身意味着必要的惩戒权力。教育的权力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处于城邦立法的核心,这一点看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一目了然了。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田飞龙。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田飞龙。

文/田飞龙

只要与“国家”有关,香港反对派一定出场反对。至于理由,在这个充分全球化的开放世界,不难寻找。香港国歌法本地立法本属香港特区政府落实基本法附件三义务的宪制责任,仍然遭到反对派多种抗争。香港众志在街头抗议中展示出“不歌颂的自由”,更有不少精英人士宣称“爱国不能强制”。人世间,任何“爱”都是不能“强制”的。只是对“国家”之爱不同于市民社会的各种“小爱”,而是自由个体通过社会契约缔造国家的“契约”内容物。在鲁索《社会契约论》中,对政治共同体之爱被归结为一种“公民宗教”。如果不爱,甚至仇恨,怎么办呢?鲁索的办法是“强制自由”,若不被强制,则无法获得自由。显然,鲁索不是在消极意义上理解自由,而是诉诸一种积极自由观。   

“强制自由”这样的鲁索命题当然在西方引起了各种争议,甚至视为“极权”的精神来源。然而,过分消极对待国家也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导致社会团结与秩序的离散与碎片化。国家因此必须具有最低限度的“人民”授权来对忠诚度不高甚至逆反的离散“自然人”加以公民或国民教育。国歌立法就是这样一种公民/国民教育机制,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倡导甚至强制实现对共同体的最低限度的热爱。这种个体对共同体的爱是政治建构与团结的本质。从这一角度,香港众志及部分反对派精英营造的“民意抵抗”只能是一种不具真正民意代表性及政治正当性的反对声音。面对反对声音,不是简单消除,而是论情辩理。

那么,特区政府如何讲理的呢?除了来自中央层面的关于落实基本法及加强国民教育的一般方针转述之外,特区政府似乎讲不出特别的理由,甚至面对反对派的“不歌颂的自由”显得颇为底气不足。比如政制与内地事务局聂德权局长声称:“《国歌法》不是洪水猛兽,那只是针对存心挑战国歌的人,与一般市民无关。”这样的解释固然有助于释除一般市民疑虑甚至惧怕,但没有正面完整地解释国歌立法的宪制意义。

国歌法是香港基本法下国民教育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和引导社会与市民尊重和正确使用国歌,在社会文化中有机融入国歌所代表的国家认同及合法性。对国歌违法行为的惩罚只是附属功能,是从反面矫正偏离国歌法秩序的团体或个人。只是聂德权局长的解释局限于附属功能而忽略主要功能,才会得出国歌法与“一般市民”无关的结论。局长的如许解释对香港建制派媒体从业人员也有一定影响,使其承继“市民无关说”,实在有失偏颇。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区政府在宣传解释基本法及其他涉及国家之制度要素时的话语短板。当然,在香港特定的舆论氛围中,一种“泛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无比强势,以致于落地论辩国歌法这样的国家主义论题必然遭遇各种概念和话语陷阱。香港反对派有意引导一种实质上的“无政府主义”自由观,这是“消极自由”概念的极端化,将几乎任何的国家仪式或政府强制措施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不当干预,将个人自由领域最大化和绝对化。这种“消极自由”路线是启蒙自由主义的理性后果,但对于保守社会传统与基本美德的国家基础则有着显然的偏离和消解。反对派的“不歌颂的自由”很容易从这种特定的“消极自由”概念中获得解释和正当化,但他们从未有理性的自觉去反思和衡量“消极自由”的边界及后果。特别是,香港近些年的民主反对运动日益陷入民粹化、本土化、激进化与无政府化陷阱,亟需从共和主义积极自由观层面予以教育和补救。   

国歌法的主要功能就是国民意识教育,而教育本身意味着必要的惩戒权力。教育的权力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处于城邦立法的核心,这一点看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一目了然了。即便是现代教育经历了启蒙自由主义的改造,也仍然在逻辑上和实践操作上承认国家的主导权与介入权。完整理解国歌法的双重功能,就能理解特区政府如今提交的法案是合理而正当的,侧重教育规训,辅之以法律惩戒。国歌法为所有人而设,对所有的共同体成员提供教育和引导,并对部分的违法者提供必要的惩戒。惩戒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是为了让这些违法者完成信念和行为矫正,重归于共同体行列。消极自由只问行为,不究信念,但积极自由是更加完整全面的自由,既重行为,也关注信念。国歌法是为了补救香港居民的国家意识危机,为香港基本法秩序的巩固提供更为坚实的精神基础。

既然国歌法重在教育及正面引导,法律惩戒就不是重点,而只是针对其中“最为严重”的国歌违法行为。以我的理解,对国歌违法行为的惩罚将经过两种本地化机制的过滤及缓和化:其一,本地立法程序中根据香港公民社会的自由习惯与理解进行的“本地适应化”,不可能采取与内地相同的规制强度;其二,具体执法与检控过程中会进一步“缓和化”,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或者集体性违法行为中的附从者通常不会检控,只针对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及集体性违法中的组织领导者加以法律惩罚,以儆效尤。法律惩罚包含双重目的:其一,特殊预防,直接对主要违法行为人予以惩戒和规训;其二,一般预防,警告和劝阻潜在或轻微违法行为。

当然,香港是普通法传统下的法治社会,就像国旗立法的具体实施需要法院通过判例加以澄清和具体规范化一样,国歌法也将经历类似的过程。回归以来,香港没有因为国旗立法导致“自由”大倒退,反而有助于巩固基本法秩序与法治权威。同样,国歌立法也不可能导致“自由”大倒退,而是有助于基本法秩序的巩固和提升。反对派或许仍会街头抗争、议会拉布、司法复核、国际空间贬损等等作为,但这些反对动作不会根本影响到国歌立法的正当进程及其生效,也不会影响到政府和立法会在具体法律构造中对秩序与自由的本地化平衡设计与实现。

总之,香港本地国歌立法正在进行中,反对声音是香港社会反对传统的正常响应,无需特别担心。笔者相信一般市民与此立法有关,并支持通过立法教育和规制侮辱损害国歌权威与信仰要素的违法行为。聂德权局长或许应当这样讲:“我相信特区政府善尽了秩序与自由的平衡责任,我也相信香港大部分市民内心爱国,也珍爱自由,因而不会阻止这部促进爱国又保障自由之法案的通过。只有内心极力反对国家并希图颠覆基本法秩序的人,才会真正感到恐惧,才会感到自身的行为与信念在香港法治框架中有认真检讨与改进的需要。政府、本次立法及香港社会是欢迎及容许这样的检讨和改进的。”果如此,国歌立法之宣传与解释,或许理据更明,底气更足,疑惑更少,而阻力渐消矣。(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国歌法的主要功能就是国民意识教育。

国歌法的主要功能就是国民意识教育。

责任编辑:张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