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回忆邓公与香港问题的解决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魏东升
周南:回忆邓公与香港问题的解决

[导读]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香港回归祖国22周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5周年。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外交家周南先生,曾任中英香港回归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他既是《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人,又担任了过渡时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重任,见证并参与了香港回归的全过程,他更像是香港的一位知己至友,始终牵挂着香港回归后的繁荣稳定。

1、周南接受本刊专访。

周南接受本刊专访。

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香港回归祖国22周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5周年。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外交家周南先生,曾任中英香港回归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他既是《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人,又担任了过渡时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重任,见证并参与了香港回归的全过程,他更像是香港的一位知己至友,始终牵挂着香港回归后的繁荣稳定。

近日,本刊记者在北京拜访了已是耄耋之年的周南,欣见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在长达一小时的交谈中,周南思路清晰、对答敏捷。他回忆起香港回归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如何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一幕幕场景,仍然栩栩如生。

文|本刊记者      魏东升

“一国两制”固若金汤

记者:我们知道您非常关心香港,到现在还坚持阅读香港的报刊杂志。香港回归22年了,您如何评价香港回归以来的发展成就?如何看待“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在香港的实施?

周南:我记得在1997年香港刚回归的时候,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纷纷唱衰香港,都说香港的“一国两制”行不通,是乌邦托;有的还写书,题目叫什么《香港的灭亡》《香港的末日》等等。

经过20多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完全科学的,不但完全行得通,而且行得很成功。“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说明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它还将在实现祖国全面统一的事业中继续发挥作用。它也以新的思维采取和平方式为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榜样,所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还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过去那些“唱衰论”者,有的已噤若寒蝉,不吭气了。也有的公开承认了错误,说当初是因为对形势的估计不正确,说错了话,因而出现偏差等等。“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地生根,固若金汤。不是少数“不安定的因素,捣乱的因素”通过制造点“乱子”就能动摇的。那种想搞乱香港,进而颠覆和分裂中国的内外部捣乱分子的确是打错了算盘,真可谓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他们未免太低估了中华民族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坚强决心。

1984年,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周南汇报工作。

1984年,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周南汇报工作。

香港回归最难忘的两个场景

记者:您作为香港回归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见证了香港回归的峥嵘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和至今难忘的细节吗?

周南: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中英联合声明》草签的时候,另一个是在1997年7月1日当天英国向我们正式移交香港政权仪式上。当我看到英国的米字旗缓缓地降下来,我们祖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真是热泪盈眶,百感交集。想起从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西方欺负我们,中华民族受屈辱的历史终于彻底结束了,自己能够参与并见证这样伟大的历史进程,真是三生有幸。

记者:您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参与了香港回归问题的全过程,对于他的领导方式有何亲身感受?

周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香港问题的解决,自始至终都是在小平同志亲自领导指挥下完成的。他的总体思路是要保证香港持续的繁荣与稳定,他强调指出:稳定又是繁荣的基础,没有稳定也不可能有持续的繁荣,因此保证持续稳定则成为第一要务。他不但着眼于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且对于香港回归后局势的可能发展及应采取的对策做出了英明的预测和嘱托。

记得早在撒切尔夫人来访之初,大概是1982年春天,小平同志在一次研究如何解决香港问题的高层会议上总结了三句话。即(一)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和设置特区的框架内来做。(二)香港回归后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可以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不变。(三)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来安排一切。如果发生大的风波,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将不得不做出新的考虑。

按照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小平同志在解决香港问题全过程中,始终念念不忘和高度关怀的是他深刻地认识到在香港社会存在内外的“捣乱因素”,它们是要活动的,是要制造“乱子”的。所以他强调:要根据“会出乱子”的可能来“安排一切”,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

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同时,他就提醒人们:“应该想到总会有人不打算彻底执行”。其后,他又多次指出,“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他还指出:“制造动乱是很容易的”“但决不要使他们成气候”。“小乱子”不可避免,要争取不出“大乱子”,同时要做好应对大乱子的准备。

小平同志的作风是只抓大事,不管小事。从回归历程的不同阶段他亲自过问的事情可以看出,他重点抓的问题都是同他的总体思路密切相关的。

回忆在整个二十三轮谈判阶段,他最关心并亲自出面过问的是两项,即(一)驻军问题。记得是1984年初,外交部草拟了一份关于同即将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会谈方案递上去,他只在关于驻军项下批了一句:“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最后还是他当众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才镇住了英国人,暂时不敢再提反对驻军的事了。他后来讲到驻军时指出,驻军不仅是主权的象征,也对想制造动乱的人起震慑作用,“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二)他不顾英方的纠缠和反对,坚持要在过渡期设置中英联络机构并进驻香港。他曾指出,目的也是在万一“出了乱子”时,可以就地及时通过中英双方协商解决。很明显,这两项都是从防止动乱(或称“出乱子”)的考虑出发的。

到了草拟基本法阶段,他的注意力也是集中到两点上:(一)要制定有利于香港持续稳定的政治体制。他指出,特区的政治体制必须是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的,这点很重要。他说决不能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和政党政治那一套。他也不赞成立即搞“普选”的主张。他质问说,我们讲要搞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吗?要搞也只能是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最后决定政体也是采取“行政主导”的方式,而不是什么“立法主导”或“司法主导”的方式。(二)要理顺中央和特区的关系。要体现“一国”前提下的“两制”,主体与局部的关系,要明确中央的主导权。他反对把香港的“高度自治”曲解为“完全自治”,似乎香港的事中央可以完全“大撒手”,一切都不要管的谬论。他严肃地提醒人们:“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为什么?就是因为如他所指出的在香港内部和外部都存在“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他们要时不时地闹事,制造动乱。他指出“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关于中央是否会进行干预的问题,小平同志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从正面指出,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而是要加以分析,中央对于一般事务不会也没有必要加以干预。但是香港会不会发生损害特区甚至危害国家利益的“大乱子”呢?如果出现了,你是干预还是不干预呢?如果发生大动乱,或者“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以反颠覆和反分裂为宗旨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也是根据他的这些指示精神制定的,只是时至今日,仍有待于落实。

到了过渡时期后一阶段,跑来个彭定康,悍然推翻中英双方已达成的协议,推行所谓加速民主进程的“三违反”方案,小平同志十分敏锐地指出:这是英国以“民主”为借口,要在回归后继续操控香港政局,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要责问他们中英协议还算不算数。如果不算数,我们就另起炉灶。我过去讲的必要时考虑在另外时间和以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的话,今天仍然算数。中方按照小平讲话精神,采取了“以我为主,面向港人”的方针,通过组织筹委会预委会等各种方式,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广大港人共同奋斗,终于在英方不合作的情况下实现了香港的平稳过渡。

回顾香港回归的进程,不能不敬佩小平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对于香港局势的极其深刻的认识和由之而来的英明预见和精准决策。实践反复证明,时至今日他的这些重要指示并没有过时,而是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1984年9月,周南与英代表团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协议草签仪式上交换协议文本。

1984年9月,周南与英代表团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协议草签仪式上交换协议文本。

香港发展的前景肯定是美好的

记者:你对香港的未来有何期待?

周南:我是个乐观主义者。要看到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或“遏制”中国在本世纪内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如此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香港特区只要能够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基本法,包括早日落实第二十三条立法,坚定有序地做好加强国情教育和去殖民地化的补课,并以小平同志一系列有关指示为基础,结合形势发展,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在经济方面进一步发挥与内地互补的优势,积极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去,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则香港发展的前景肯定是美好的。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阻力,在强大的祖国的全力支持下,坚定信心和定力,排除一切干扰,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本刊创刊一周年时,周南特为本刊题字“雏凤清于老凤声”。

本刊创刊一周年时,周南特为本刊题字“雏凤清于老凤声”。

责任编辑: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