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冠之年 澳门有成——记澳门回归20年来奋发历程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刘本立
弱冠之年 澳门有成——记澳门回归20年来奋发历程

[导读]古语有云:“二十成人,初加冠”,是为“弱冠”。身为弱冠之年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已经走过了二十年不平凡历程,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社会和谐稳定。澳门成为当之无愧的成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热土”,为“一国两制”实践提供了澳门模式、澳门方案、澳门智慧和澳门经验。

澳门特区深谙“'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的道理,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将广大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政府工作努力的方向。图为2018年12月20日,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9周年(图:新华社)

澳门特区深谙“'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的道理,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将广大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政府工作努力的方向。图为2018年12月20日,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9周年(图:新华社)

原标题:弱冠之年,澳门有成——记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的奋发历程

古语有云:“二十成人,初加冠”,是为“弱冠”。身为弱冠之年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已经走过了二十年不平凡历程,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社会和谐稳定。澳门成为当之无愧的成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热土”,为“一国两制”实践提供了澳门模式、澳门方案、澳门智慧和澳门经验。

文|澳门      刘本立

生产总值增长近8倍,人均GDP全球第二

澳门回归祖国20年,最显著的成就就是经济取得跨越式发展。由于澳葡政府的夕阳心态和不作为,回归之前的澳门治安不靖,加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一度凋敝。回归之后,特区实行了博彩经营权的适度开放,中央政府和内地为支持澳门经济发展,亦采取了开放“自由行”、CEPA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内外利好政策共同作用下,澳门经济很快扭转衰颓局面,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我们从下面一组数据就可以看出澳门回归后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澳门本地生产总值,1999年时为492.1亿澳门元,至2018年时已经达到4,403.16亿澳门元,增长近8倍。人均本地生产总值由1999年的113,000澳门元,提升至2018年的666,893澳门元,增长近5倍。按照世界银行 2017年的统计数字,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二,仅次于卢森堡。澳门旅客入境人数由1999年的744.39万人次,增至2018年的3,580.37万人次,增长了约3.8倍。1999年时,澳门总共有酒店40家,其中五星级酒店8家;至2018年,澳门有酒店82家,相比1999年而言数量上翻了一倍多,其中五星级酒店35家,比1999年时增多27家,增长3.38倍。1999年时,澳门的酒店入住率只有53.4%,至2018年,在酒店数量翻倍、接待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入住率仍高达91.1%。

经济的多年持续发展,带来了澳门的高就业率、低失业率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失业率由1999年的6.4%,降至2018年的1.8%,近年一直维持在这一低水平,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月工资收入中位数由1999年的4,890澳门元,增至2018年的16,000澳门元,增长2.27倍。

为改变澳门经济一业独大的局面,澳门特区政府从回归初期的“固本培元”到近些年推动包括会展、文创、中医药等新兴产业在内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尤其是横琴的开发也为澳门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平台。

澳门的经济腾飞为建立财政储备提供了条件。为增强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澳门特区于2011年建立了财政储备制度。截至2018年12月底,澳门特区财政储备达5,088亿澳门元,其中,基本储备及超额储备分别为1,475亿及3,613亿澳门元;截至2019年3月底,澳门特区的外汇储备初步统计为1,633亿澳门元。

澳门经济发展所累积的财富为澳门改善民生、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建立六大长效机制,持续优化民生工程

澳门特区政府兼顾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积极推动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在全面施政基础上,突出重点领域,逐步探索建立起了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住屋、教育、医疗、人才培养、防灾减灾等六大长效机制,持续优化民生工程。

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坚持多点支撑、多重覆盖,构筑起双层式社会保障、社会援助、社会福利三大层面相结合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筑牢居民基本生活安全网。

住房方面,特区政府坚持“居有其所,安居乐业”的指导思想,在公屋方面坚持“社屋为主,经屋为辅”;同时制定“楼花法”,并通过经济杠杆进行调控,保障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以此来满足居民多层次住屋需求。

特区政府坚持“教育兴澳”、“人才建澳”的理念,在教育方面加大资源支持力度,实现了从幼稚园到高中15年免费教育,形成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终身教育等有效衔接的全面教育网络。

人才培养方面,成立了人才发展委员会,并推出“精英培养计划”、“专才激励计划”及“应用人才促进计划”,为各类人才成长创造条件。

医疗方面,坚持“妥善医疗,预防优先”政策理念,提高居民健康水平,澳门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评定为典范。至2018年,澳门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高达83.7岁,居世界前列。

防灾减灾方面,澳门在2017年遭遇台风“天鸽”重创,特区政府痛定思痛,迅速成立检讨重大灾害应变机制暨跟进改善委员会,并邀请国家防灾减灾委专家来澳帮助查找问题,协助制定《澳门防灾减灾十年规划(2019-2028)》,特区政府并调整了民防架构,起草了《民防纲要法》。上述措施在应对2018年台风“山竹”袭澳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较好效果,得到了澳门社会的一致肯定。

特区政府并在环保、交通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建设生态环保、交通畅行的城市,积极实现“宜居”、“宜行”的目标。

民主政治稳步推进,社会和谐多元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12月31日作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并于2012年2月29日作出了《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澳门特区根据上述《解释》和《决定》,充分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制权力,启动了“五步走”的程序,2012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正案分别做了批准和备案。澳门当地的选举法律随后修改。

按照上述修改后的法律,2013年澳门特区第五届立法会议席由原来的29席增加至33席,其中直选14席,间选12席,委任7席,直选和间选议员人数均比之前增加2人;2014年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由400人组成,在原有300人基础上增加100人。上述措施进一步拓宽了选举的民主性和代表性。实践证明,上述政制发展,遵循了从澳门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利于保持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有利于行政主导政治体制的有效运作,有利于兼顾澳门社会各阶层各界别的利益,有利于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是稳妥和务实的。

为了落实《澳门基本法》第95条提出的设立非政权性市政机构的要求,澳门特区于2018年通过了《设立市政署》法律,随后正式成立了该市政机构。此举亦落实了《澳门基本法》附件一中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包含市政机构成员代表的规定。这大大拓展了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基础,标志着澳门的民主政治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特区政府同时积极推动谘询民主,包括面向公众的社会谘询和政府谘询组织的谘询两种方式,实现“谘询吸纳政治”。面向公众的社会谘询,吸收公众直接参与,直接听取民意,是直接民主的体现形式。为了规范公共政策谘询活动,2011年公布了《公共政策谘询规范性指引》,规定凡属“重大政策”者(包括与澳门社会发展方向及规划、全体或大部分公众相关,以及列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方针中的重点政策),均须按规定开展谘询工作。而政府谘询组织的谘询,是间接民主的表现形式,更注重专业性和代表性。针对政府谘询组织原来设置叠床架屋、成员任职交叉、代表性不足、青年人参与管道不多等问题,特区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谘询组织的优化和重组,规范了社会人士成员任职谘询组织的数量及任期,强化谘询组织的年轻化和专业性。

澳门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爱国爱澳、包容共济、务实进取的优良传统。社会和谐稳定,文化多元共生,这已经成为澳门的一张靓丽名片,也成为澳门发展的软实力。在澳门开埠几百年的岁月里,不同的族群,包括华人、葡人、土生葡人、东南亚人,及其他族群在这里一直和平共处;不同的族群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人的和谐相处必然伴随著文化的和谐共生。在这里,以岭南文化和妈祖文化为主的粤闽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还有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交汇融合,和谐共存。澳门回归后,依然保持了回归前形成的这种传统,文化多元发展,各族群和睦相处,社会和谐稳定,这为澳门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参加国际组织110余个,特区护照获142个国家地区免签或落地签

依据《澳门基本法》,澳门特区在对外事务方面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澳门特区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以“中国澳门”名义单独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开展交流与合作,可派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或以适当身份参加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或以“中国澳门”名义参加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这为澳门开展对外交往提供了广阔空间。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区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参加国际组织的数量已由回归前的51个增加到现在的110余个。

近年,澳门的国际知名度不断提升。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秘书处落户澳门,这是在澳门设立的首个政府间国际组织;2012年澳门成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2017年澳门获评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同年,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总部正式落户澳门;澳门妇联总会、亚太家庭组织等非政府组织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谘商地位。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特区主办和承办的区域性、专业性国际组织会议和活动日趋增多,进一步提升了澳门旅游城市形象。如世界旅游组织部长级圆桌会议、第八届APEC旅游部长会、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会议、第四届东亚运动会、第54届亚太旅游协会年会、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第31次会员大会等。

基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澳门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澳门特区护照的“国际待遇”不断提高。截至2019年6月27日,同意给予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待遇的国家或地区达到142个。

国家“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给予澳门的发展定位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在此基础上,2019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首次以国家规划的形式正式提出,澳门要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并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新要求。相信,随着“一个中心”、“一个平台”、“一个基地”建设进程的加快,未来澳门的国际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

为“一国两制”实践提供澳门经验

“一国两制”在澳门特区的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其经验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尊重中央的宪制权力,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有机结合,正确处理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澳门特区深谙“‘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的道理,正确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澳门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澳门特区充分尊重中央的宪制权力,尤其在政制发展方面的主导权和决定权,澳门的政制发展始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和决定进行,循序渐进,稳妥推进。澳门特区始终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放在突出的位置。2009年澳门特区通过了落实《澳门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并于2018年成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释法后,澳门主动在立法会选举法修改法案中增加了“防独”条款。2016年澳门特区制定的首份《五年发展规划》,将“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前提下,促进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作为规划编制的最高原则。

落实“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澳门特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将广大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政府工作努力的方向。为此,特区政府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居民生活水平比回归前有了较大改善,全民实现“充分就业”,特区政府又通过健全和完善民生长效机制,通过二次分配为居民构筑起坚实的生活安全网,居民从特区经济发展中分享到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有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维护和落实行政主导体制,行政和立法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实现了议行关系的良性互动。澳门特区维护和落实了《澳门基本法》规定的行政主导体制,保障了政府的顺畅施政。特区政府与立法会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更侧重于相互配合,行政立法关系良性互动,开辟了议行关系的崭新模式。此为澳门特区政府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所作为提供了重要前提。立法会内部也始终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不争拗、不内耗,形成了民主和谐有序的立法会文化。

发挥“社团社会”优势,社会广泛动员,凝聚社会共识。由于澳门历史上的“华洋分治”,过去许多公共服务、公共产品需要居民自己组织起来提供,社群和行业也需要自我管理和自律,客观上催生和形成了澳门“社团社会”的传统。这一传统一直沿袭至今。据统计,澳门目前已经有登记社团9,000多个,相对于60多万的总人口来说,社团比率已经相当之高。社团就像许多交叉密织的网,覆盖了澳门社会。每个社团都有其号召力和动员力,社团的存在,取代了“政党政治”的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便于收集民意、凝聚共识、培养人才,也为立法会议员和行政长官的选举提供了组织准备。

“爱国爱澳”主流价值观念深入人心,薪火相传,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在澳门,爱国爱澳始终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回归前已经深入人心,回归后更是不断强化,这种观念薪火相传,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营造了浓烈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心理。全社会强烈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使得任何“独立”意识在澳门没有生存的土壤和空间。正是这种清晰坚定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为澳门正确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特区与内地的关系奠定了民心和民意基础。

(作者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政策研究室前主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前议员、澳门经济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