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新中国的诞生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柳实岩
香港与新中国的诞生

[导读]香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历史作用,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国家改革开放时期都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香港与新中国诞生的关系,人们却知之不多。

在香港出版的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正报》第一期

在香港出版的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正报》第一期

香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历史作用,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国家改革开放时期都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香港与新中国诞生的关系,人们却知之不多。

文|香港      柳实岩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和英国在中国南方曾有过较好的合作关系。战后港九独立大队撤出香港,并应英国要求留下少数人员协助维持新界治安;中共亦就此要求英国准予中共在港合法活动。考虑到尚未取得政权的中共对英国在港统治并不构成威胁,同时为回报中共在战时的协作,英国于是允许中共在香港保持某种程度的“合法存在”。战后东江纵队曾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后改为新华社香港分社, 即中联办的前身。在英国打开“方便”之门后,中共中央决定以香港为中心开展城市工作,香港迅即成为中共和左翼民主党派在南方最重要的活动基地。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在这里为新中国的建立做过大量准备工作。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更加重视利用香港开展工作,建立香港分局管辖南方多个省份及港澳的工作。对中共来说,这时期的香港有多重的功能和角色,包括:“反内战、反独裁”的文化宣传阵地;民主党派及其领袖的避难场所和东山再起之地;以及解放战争的后勤保障基地之一。到了内战后期,香港成为新政协运动的中心。

建立宣传阵地是中共在香港开展工作的一项重点工作。1945年11月13日,东江纵队《前进报》的工作人员在香港创办了四开的三日刊报纸《正报》。《正报》打破了西方传媒和国民党的新闻垄断,为中共在港建立宣传阵地打响了头炮。1946年1月,中共在香港创办的《华商报》复刊,以鲜明的政治色彩高举和平、团结、民主建国的旗帜,呼吁制止内战。《华商报》亦希望团结海内外人士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也是民主人士和其他反国民党独裁统治人士发表言论的阵地。

经济方面,中共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在香港开办贸易公司。1938年夏秋之交,中共早期领导人博古的亲弟秦邦礼(别称杨琳)在香港干诺道中开办了“联和行”。

1946年9月下旬,杨琳往上海汇报工作,周恩来交给他三项任务:一、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二、完成财政任务;三、培养对外贸易干部。杨琳回到香港后,把“联和行”改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简称“联和公司”。1947年底,杨琳等商议将“联合公司”改名为“华润公司”。“华”代表“中华”,“润”是毛泽东的字,还代表雨露滋润和资源丰富。1948年8月,“华润公司”挂牌,4个月后正式注册。香港政府和英国政府很快就发现了华润的购买实力,开始主动与华润联系并买卖物资。华润向英国采购的物资包括东北铁路所需的零件,其中有部分甚至用于“毛泽东号”列车之上。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由东北解放区代印统一发行的“人民券”,以期尽快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从而遏制国民党造成的通货膨胀。华润就曾受委托为东北局购买印钞专用的纸张。

香港是新政协运动的中心

二战后的香港成为中国政界人士的避风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之下,中国不少民主党派投入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运动之中;国统区的民主党派成为国民政府打压和迫害的对象。不少民主人士于是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政治活动。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等文件;推举宋庆龄为民革名誉主席,李济深为民革中央主席。1941年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抗战胜利后一直活跃于国统区,引起国民党的敌视和打压。1948年1月5日至19日,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转到香港召开。会议决定恢复民盟总部,并制定政治路线,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合作,联合各左翼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打倒国民政府。1947年5月1日至10日,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在香港举行,海内外致公党组织数十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讨论修改了致公党的党章,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7年11月12日,在中共的帮助和指导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选举产生了台盟第一届总部理事会。

1948年春天,中共认为召开新政协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亲自致函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提议由民革、民盟、中共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还委派当时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潘汉年拜访李济深和沈钧儒,征询他们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

中共“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回应。5月2日,民革和民盟等总部设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协会议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经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回应”。5月5日,民革的李济深和何香凝、民盟的沈钧儒和章伯钧、民进的马叙伦和王绍鏊、致公党的陈其尤、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民促的蔡廷锴、民联的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支持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并表示要与国内外各界人士“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948年至1949年间,在国内形势影响下,爱国活动在香港形成很大声势。图为1948年秋天,(左起)郭沫若、谭平山、蔡廷锴、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在香港聚会时合照

1948年至1949年间,在国内形势影响下,爱国活动在香港形成很大声势。图为1948年秋天,(左起)郭沫若、谭平山、蔡廷锴、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在香港聚会时合照

8月初,中共中央派出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与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共同接送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第一批北上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包括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10余人;第二批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陈其尤等;第三批有李济深、茅盾、朱蕴山、章乃器等30余人;第四批有黄炎培、盛丕华等。四批民主人士由香港秘密北上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到了10月,万事具备,中共中央于是将中央城工部改为中央统战部,具体负责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

达德师生对新中国成立的贡献

兴办学校是战后中共在香港的重要工作之一。1946年10月10日,中共和民主人士在香港合作创办的大学达德学院宣告成立。原广东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出任院长,抗日名将蔡廷锴将军借出屯门新墟的别墅作为校址。达德学院创办者的教育理想是以自由研究的精神,融合世界文化潮流,阐扬民族历史光辉,创办一所新型民主大学。达德学院规模细小兼且办学不到三年,却聚集了不少高质素的学者,并先后培育了约一千名学生。

1949年2月达德学院被港英当局封闭后,几位教职员北上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了要职。李济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陈其瑗任内务部副部长,沈志远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曾昭抡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长。

1947年春华南地区恢复武装斗争后,学院就有一部分在校学生陆续去游击区,1948年春节前后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达德学院学生离校参加武装斗争的人数为201人。

据1985年对350人的调查,大约有93%校友在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其中18位在解放战争中牺牲,成为革命烈士。这18位烈士是曾伟、黄立、杨湛庐、姚世辑、龙跃如、熊宜武、植启芬、蒙茵、刘松羡、朱为昌、叶旭明、莫次、关汉芝、李卡、罗欣、覃天铭、陈海滨、李立峰。他们牺牲时都非常年轻,最小的年仅16岁。这些烈士中间,曾伟曾参加达德学院筹备工作,是达德学院筹备小组成员。1949年3月,当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之际,他受组织派遣,经广州飞往上海,参加民主同盟上海市执行部会议,并与其他民主党派协商,策反芜湖、太湖一带的敌军起义。1949年4月5日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5月21日,即上海市解放前三日。他为了建立新中国舍身赴义。而关汉芝是著名粤剧演员关德兴的长女,1949年7月牺牲在战场上,年仅21嵗。

根据粗略统计,在解放战争期间达德学院的同学,担任工委书记、支队副司令和政治部主任各1人;县工委书记、团长、政委16人;连长、指导员、武工队长等干部70余人;排以下干部60余人。

为了培养城市干部,迎接解放军南下,达德学院被封闭后,香港工委指派工委财委主任许涤新、委员蔡北华、古念良、赵元浩等创办一所专科学校——建中专科学院,名字是取建设新中国之意,由经济导报社督印人李辉出任院长。这是一所为准备华南接管而培训财经干部的专门学校。约有70名达德学院商经系选送的学生转入该校财政、银行班。这些达德学生后来参加了在华南解放区创办南方人民银行的工作。有的留在总管理处或潮汕分行,有的去老隆开办东江分行,有的去河田墟建立南方银行办事处。财政班的同学则被派往各地税站开展税收工作。以后,他们又随解放军入城,在广州市军管会的领导下,前往金融、财政、海关等部门,对国民党遗留的旧机构,实行全面接管。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大部分人成为广东省金融、财政和外贸部门的骨干。

此外,有的学生还直接进入游击区,参加财经工作。例如,1949年2月,商经系学生张狄(原名涛兴)经中共达德学院负责人张明生教授指派,到闽粤赣边区财委工作,任秘书兼会计、训练班主任等职。他负责建立边区机关财、粮、物资各项会计制度,参与发行货币(军民合作流通币),并领导两期共230多人参加的财经人员训练班,为迎接粤东、闽西各县解放做准备。

达德学院被封后,56位归侨同学北上参加“青训班”。后来,他们中间有31人被分配到侨务、外事部门工作。在北京的较多,其次是福建、广东等地。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为国家的侨务和外事工作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许多达德师生活跃在新闻战线,而且多数成为所在媒体的骨干。其中在新华通讯社的有吕毅子、在中国新闻社的有杨纯、朱文良(朱甦),在上海的有刘思慕、陆诒,在南方日报社的有张琮、曾惠存、梁彬、王希琛、赵凌云、陈章淮,在《羊城晚报》的有刁云翔,在东莞的有赖湘,在广西的有吕波涛等。

(作者系中国香港史研究专家)

责任编辑: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