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叫淑慧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鲁夫
我的母亲叫淑慧

[导读]母亲2015年11月21日去世。近5年来,多次与母亲在梦里相遇。近日在香港躲冠状病毒,常常在床上,或睡、或躺,或沉思、或养神,与母亲见面的次数更多了。

作者:鲁夫

母亲2015年11月21日去世。近5年来,多次与母亲在梦里相遇。近日在香港躲冠状病毒,常常在床上,或睡、或躺,或沉思、或养神,与母亲见面的次数更多了。或对坐择菜闲聊家常,或并肩而行去菜市场,或瞥见母亲在昏暗的灯下缝补衣裳(为了省电,家里都是最小瓦数的灯泡,更遑论台灯,作为家中唯一四眼的我应该与此有关),或余光所及母亲在局促狭小、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或凌晨时分一觉醒来看到母亲在小火炕上为我包着送行的饺子(家乡的风俗,上车饺子下车面)……

醒来后怔怔地躺在床上,唏嘘不已,多想一直停留在梦境里,陪陪她,说说话,买买菜。一直想为母亲写点什么,为自己留下一点念想,也不枉母亲有个讀文科的儿子。记得大学一年级暑假回家,母亲问我哲学系是学什么的?我用尽一学期所学努力解释了半天,母亲也不得所以然,最后讪讪的说:这是个不打粮食的专业!这句话我一直留在心里,一直努力想向母亲证明,读哲学也可以像8级钳工的父亲一样,安身立命、养家糊口,有碗饭吃。

自幼丧父、姐妹四人排行最小的母亲,在饥寒交迫中长大,她的世界无比现实,衣食比天大。婚后既要拉扯4个孩子(我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弟一妹),又要出去做临时工帮补家用,还要记挂家乡双目失明的寡母和守寡多年的婆婆。我从小没有见过爷爷、姥爷,也没有叔叔、伯伯和舅舅,两边家里只有父亲一个男丁。微薄的工资里,印象中父亲当时是30多块钱,还要时常挤出一点寄给奶奶和姥姥。母亲有时把写好的汇款单让我再核对一下,奶奶10元,姥姥5元。

母亲的观念里,只有像父亲那样有一手好活,在厂里什么都拿得起,父亲是8级钳工、工人技师,回家能砌炉子、会盘炕,能做菜刀、菜板,会打家具,这些才是生存看家的本领。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读哲学的儿子,以后的生计堪忧?!

毕业30多年了,虽然仍是个但无一用的书生,仍是个学未所精、业未所成的人,但我一直努力想向母亲证明,她读哲学的儿子,不会砌炉子、打家具的儿子,也可以有碗饭吃。我时常想,如有机会带母亲来香港看看我现在吃饭的地方和样子,该有多好啊!

在立墓碑时,陵园石匠误将母亲名字“刘淑惠”打成了“刘淑慧”。姐妹们征询我的意见,是否要将墓碑移去修改。我一番思量,坚持不动了,一是避免惊动已入土为安、合穴同眠的父母大人(父亲于2013年12月12日去世,将另文忆及);二是母亲在我眼中,配得上这个“慧”字,她贤慧、聪慧。

据说,胶东半岛的妇女,曾因贤慧得到过皇帝所赐的牌匾。我在母亲身上印证了这一点。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每天下班回家,母亲总是第一时间端上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脸水,父亲洗手擦脸后把毛巾往脸盆架上一放就不再理会那一盆黑乎乎的水,转身坐在饭桌或茶几旁,就着一碟母亲自己盐制的咸萝卜条(这是当时家里饭桌上的當家菜,天天有、頓頓有,我至今口重),有時還有一碟炸花生米、煎小鱼,偶尔有个炸鸡蛋,滋吧滋吧地喝起一壶烫好的小酒。那时的我,常常躲在一边看得又馋又羡,同时好奇为什么他有这个待遇。

父亲喝得高兴了,有时会用筷子醮一下酒让我品品,或夹一根萝卜条、一粒花生米或一条小鱼干塞进我嘴里。母亲则阻止,说父亲干了一天活,辛苦。父亲喝完壶里的酒就高叫“上饭”,母亲就颠颠地端上一大碗打卤面,面是自己赶出来的。我至今怀念这碗面,它在我胃里留下了深深的记忆。这时我们也可以上桌吃饭了。父亲吃完,或吩咐我们或高叫母亲,再来一碗或半碗。由始至终,不见母亲上桌吃饭。饭前她在厨房忙活,忙活父亲忙活我们,我们开始埋头吃饭了,她又在厨房洗锅、整理柴火。慢慢大了,懂点事了,我们会喊她来吃饭,母亲嘴里答应着,就是磨磨蹭蹭不上來。

再大些,才发现母亲一直是在吃剩饭,一边给我们做饭,一边就把上顿剩的饭热热,三口两口放进嘴里。开始知道心疼母亲。印象中只有年三十晚上,母亲才会上桌跟我们一起坐着吃饭,剛坐定又忙着给大家夹菜分饺子。

因为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全家6口人,还要照顾奶奶、姥姥,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粮食也不够吃。家里按粮食本供应的大米、白面,多数拿去换了玉米面。印象中,只有过年才能吃到一顿大米饭,因少煮,母亲常把饭做夾生,这是后来吃到别处的大米饭才知道的。年三十晚上的飯桌上,才能見一次鸡。记得大学时,有位北京同学好意介绍他们家防止感冒的方法,就是经常喝鸡汤,听后我呆若木鸡,半天回不过神来。

我们兄弟姐妹4人没有进过幼儿园。房前屋后、河边山下,就是我们疯跑撒欢、快乐成长的乐園,我们在那里抓蝴蝶、逮蜻蜓,捉蛐蛐、粘知了。父亲做的铁环、弹弓,自己捡的烟盒、石子,是我的玩具;钻山攀藤摘野果,爬树上房掏鸟蛋,下河摸鱼捉蟹,上街斗拐打架,是我的游戏。家里难得吃一次西瓜,皮被我们啃的只剩下了皮,母亲反覆叮嘱我们天黑以后再丢去垃圾箱,怕被人看见笑话。记忆中,我读初二时才第一次接触一根黑乎乎的香蕉,是父亲的学徒来家里带的礼物。轻轻咬着它绵软白白的身子,方惊觉世上还有如此奇妙美味的东西。

母亲自幼喪父,上面还有3个姐姐。姥姥年轻守寡,带着4个孩子,有天晚上挂在院子里的粮食还被贼人偷去,悲痛不已、彻夜哭泣,不久竟哭瞎了双眼,日子的艰难不难想象。按母亲的说法,她从小家里穷,一年到头见不到个肉星子,长大后就闻不得肉味了。她不吃任何肉类、活物,鱼只吃海鱼,再加鸡蛋、豆腐,仅此而已。就是这些,一年到头也难得有一星半点进到她嘴里。母亲的生活,是嘴里省出来的,是用手挤出来的。回家时看到、碰到母亲那双布满裂口、贴满胶布的手,心里总是隐隐的不好受。我们刷个牙、洗把脸都觉得冰凉刺骨,母亲却每天在这样的水里洗菜、洗碗、洗衣裳。偶尔我抢着洗碗、洗菜,母亲总推说我洗得不干净,赶我出来。

勤俭持家是母亲嘴边上的话。母亲的钱是装在两个手帕里,一个手帕里包着几张十元、五元、二元和一元的毛票,锁在父亲自己用榉木做的厚重坚硬的衣柜抽屉里,钥匙拴在腰上,不让人碰;一个手帕随身装着,里面放着一堆一分、两分、五分的钢镚和几张揉搓得茸头搭脑的一角、二角,最大五角的毛票。母亲常悄悄躲在一边翻过来覆过去的数那几张毛票,她是想把一分钱掰成二半花。

清理母亲遗物时,柜子顶、床底下、桌缝里、被子里、枕头里、褥子下、大衣兜、棉袄兜、秋裤兜,翻出不少母亲藏的钱。这多是我和姐弟妹们回家给她的零花钱,她舍不得花,又担心父亲发现拿去打牌输掉,于是东藏西放,可能后来她自己也不记得放哪里了。

记得一次母亲与父亲终于下决心带我们去下一次馆子,吃大肉小笼包(宝鸡当地说法,猪肉)。我们隆重地像过年,脸洗干净,换上整齐的衣服。姐弟四人加父亲,母亲在旁观战,大概吃了17笼,惊到、也笑倒了餐厅服务员。母亲也在笑,心里是酸的。她後來有时提起那次包子事件就感叹:那时候咱家怎么那么穷啊!我开玩笑说:你找的女婿没有本事。母亲闻言笑出声来,旁边的父亲甩给我一个白眼。我们还曾创下一顿吃掉一个猪头的记录,当然那时的猪比较瘦,头也不算大。

家里日子虽然过得紧巴,母亲努力营造一种温暖的氛围。每天让我们回家有热腾腾的饭菜,多数是炖的萝卜条、大白菜或者土豆,湯湯水水一大锅,里面偶尔有点粉条、油渣、虾皮、小鱼干,我们争先恐后地埋头连吃带喝。不求吃好只求灌饱,肚子装满是第一位的。现今我们姐弟四人无一有苗条身材,用母亲常开玩笑的话说:一瓦瓮高二瓦瓮宽。估计是那时候撑大了胃。母亲说,看那场面就像一窝小猪在抢食。

母亲是善良的。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没有在家里烧过香,也从无暇去拜佛,但是却一直不准我们杀生。我养的小兔、小鸡、小鸭子,长大了不会下蛋或不再下蛋的,都送给邻居或父亲的工友。他们处理后,有时会送一碗给我们,有时会偷偷叫我去吃2块肉。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敢杀鸡、不会杀鱼,也从来没有尝试过。

记得小时侯在山东淄博张店时,门口时有讨饭的,身上背个袋子,右手拄根棍,左手端个碗,嘴里念叨着:“大嫂行行好,给口饭吃”。母亲就会拿2个用粗布蓋在竹筐(胶东叫“笸萝”)里的窝窝头(玉米面的,或玉米面掺野菜,或玉米面混合槐树花,或玉米面加萝卜丝,这是当时家里的主要干粮),让我给他(她)放到碗里。赶上家里没有窝窝头,就盛一碗面条加一双筷子让我追着送过去。看到讨饭小孩的脚趾头露着,母亲会拿出我们的鞋。家里的碗筷时常少了,偶尔找不到自己的鞋。这些儿时的记忆,刻在了我心里。

后来随父亲工作调动,家搬去了陕西省宝鸡市,先是在宝鸡县马营公社一个叫温水沟的地方,旁边有座山叫杨家山,后来搬到宝鸡市红旗路一栋紧挨着铁路的混凝土筒子楼的一个约30多平米的“一间半房”里,这一住就是十几年。紧挨门的邻居是张婶一家,东北人,高喉咙大嗓门,2儿3女加老母亲,一个儿子腿有残疾。张叔病病殃殃,整日佝偻着身子,不久就过身。她们晚上在夜市卖水饺,中午就将大菜板放到走廊顶在我家门口剁肉馅,叮叮咚咚,没完没了。父亲已退休在家,睡不好午觉,我们偶尔回家碰上,也觉得别扭,菜板不搬起来、凳子不挪走,人进不去出不来,还满地葱花、韭菜、肉末,粘的鞋上到处都是,带进家里。父亲多次要出去理论,我们也发牢骚,母亲都劝阻,说张婶一个人带几个孩子生活不容易,让我们体谅!两家共用的厕所,都是母亲洗刷。厕所的灯坏了,母亲第一时间催促父亲或我们去换。几年后因为家里人多等原因,单位要给张婶家换调一间大的房子,她说什么也不去,四处说:我搬过很多次家,都与邻居吵架,走了就再也找不到像我母亲这样通情达理、容易相处的邻居了。

母亲是聪慧的。她只读过3年书,却能识几百个字,还在村里教过夜校。会唱吕剧(胶东半岛地方戏),在刘家疃(母亲的家乡)剧团里还是个角兒,父亲当年迷得跟着剧团跑了这村到那乡。我在北京读大学期间,母亲一笔一划地给我写了20多封信,嘘寒问暖、反复叮嘱,要求我尊重老师、团结同学,希望我努力学习、早日成材。这些信我至今珍藏着。

母亲自生我后就被奶奶要求从食品厂辞工,偶尔做点临时工帮补家用,是个标准的家庭妇女。但她一点也不锁碎、婆妈。不喜欢串门说东长西短,不關心別人的家長里短;与人为善却保持距离。从威海到张店,从七一厂区到宝鸡红旗路,走哪都留下一片好人缘。记得从张店往宝鸡搬家时,凌晨的火车,邻居李叔叔、董阿姨有文化、有品位、颇为讲究的一家,竟半夜三更起来为我们准备热腾腾的包子、稀饭。

她平时出门买菜办事,都是即去即回,从不扎堆聊天、一路上与邻居、熟人打着招呼,微笑寒暄,颔首致意,脚步都不会停下,最多慢一点。母亲常告诫我们:少说闲话惹是非,埋头做好自己事。

母亲是家里的主心骨,事无巨细、头头是道,呼唤这个、吩咐那个,指挥若定、井井有条。后来不能行走了,整日坐在客厅沙发上,嘴仍然不闲着,指示妹妹中午买什么菜回来包饺子,埋怨姐姐光顾着说话不赶紧收拾桌子去刷碗……性情刚烈、雷霆万均的父亲,似乎一言九鼎、一家之主,其实家里最后的大主意,还是和风细雨、慢条斯理的母亲做最後决定。

我每次回家,或从北京、或从香港带回的礼物,母亲一件件摆在床上分成若干份,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周详得当地去安排还这一年的人情,答谢王家的帮忙,问候刘家的老人,家中是否有小孩也考虑到。礼数周到、滴水不漏。老邻居、老同事、老朋友甚至我的中学同学、知青战友家的婚丧嫁娶,该随多少份子钱,母亲都安排的妥妥当当、不多不少。少了失礼,多了人家有压力,母亲解释。

母亲是传统守旧的。她每年都早早地买上一本日历,上面有阳历的日子,还有农历的初几,包括24节气和冬至、立春、小年、三十、清明等节日。每天早上倒完尿盆后(很长时间我们都住在共享厕所的简易楼房里,晚上每间房都要放一个)的第一件事,就是撕去一张日历,嘴里念叨着今天是什么节气。明天是什么节日。然后想办法去为我们准备应景的食物。清明节家里门上会挂上一把艾蒿;端午节早上醒来,我們兄弟姐妹的手腕、脚腕会绑上母亲自己搓的4色彩线,还有一个染了红色的小鸡蛋;中秋节母亲一早精打细算,从紧巴巴的生活费里挤出几个小月饼,让我们也能知道嫦娥、吴刚、月儿圆,那时的月饼又小又干巴;冬至例必吃饺子,尽管是萝卜虾皮馅的,丁点肉星都没有,怕我们的小耳朵冻掉;年三十晚上的饺子里包着壹分的硬币和红枣,吃到寓意来年有财、有福,红红火火;过年煮饺子,不能说“破了”,要说“挣了”;正月初五,要先放5鞭炮,再吃饺子,然后才可以把初一起留下来的垃圾拿出去倒掉,所谓“破五”是也;正月十五,提醒我给妹妹的儿子买灯笼,意即十五打灯笼,照旧(找舅)。

家里吃饭,父亲没上桌,我们不能动筷子;筷子要用3根手指捏着,而不能一把抓;出筷子不能影响旁人,吃饭嘴里不能发出声响;接长辈东西、给长辈盛饭,要双手捧上;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样;穿衣着装要齐整,不能袒胸露背……

记得小时候大约两三岁,在张店家门口,一个石台上,我与一个小女孩还都穿着开裆裤,面对面跨坐在上面撒尿和泥玩,被路过的母亲看到,她一把将我拽进屋里,蹲下身盯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记住了,男孩子不能在女孩子面前这样子。”

大学二年级暑假,一位文学女青年径直上门来做客。晚饭后,出去散步聊天,谈张贤亮的小说、白桦的剧本,还有軍旅詩人叶文福当时反响極大的那首诗《将军,不能这样做》。11点回家时,发觉母亲与父亲还在外屋等候。母亲带她进里屋休息,我与父亲挤在外屋小床上。母亲郑重地递给女青年一条自己缝制的红裤,搞得她一头雾水。母亲又过来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你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榜样。”我听了也云里雾里。其实那晚上什么也没做,一直在谈文学,路上她曾将一块吃了半截的糖称不想吃了递到我嘴里。这是否算初吻,难以界定。现在想起来,还为母亲的古板哑然失笑!

如此传统、古板的教育,让我早早地就戴上了“紧箍咒”,虽有青春冲动、荷尔蒙奔涌,知青、工厂、大学期间都有过被表白,也有过几次“做案”良机,都关键时刻掉链子,未曾敢越过雷池一步,似乎有点“禽兽不如”。现在偶尔忆起当年往事,不免有些懊悔,错失良机、辜负奴意。所谓人不风流枉少年,而我早早地少年老成。当年很多老师这样评价。直到近28岁领到“驾照”后,才正式上岗。

一次回家与母亲聊天,她不无担忧地说:你弟弟离婚了,让我楼上楼下抬不起头。你再有什么事,指离婚,你妈就下不了楼啦。意即她没脸出门见人。我心头一震,“紧箍咒”又套上了!我回家时电话一响,她就侧耳偷听,如是女声,电话完毕就转弯抹角打听,继而絮叨远在加拿大的儿媳千般好、万般不易。

春节回宝鸡照顾卧床的母亲时,我常常坐在床边端详着母亲清秀、端庄的面庞,感慨年轻时的母亲该有多美啊!逗母亲说:二个儿媳都赶不上你俊,她闻言羞涩地否认。贴贴母亲的脸,她的脸会绯红;亲亲她的额头,她会不自然地躲避。记忆中的母亲,始终是端庄、恬静的,从未见过她与父亲有任何亲昵的言行举止,洗澡不便在家里擦擦身子,也都是等我们进了被窝关上灯后才进行。无疑,她不是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当之无愧。

母亲的日子是熬出来的。我不记得母亲多少次在年少无知、莽撞冲动的我面前慨叹:“国福啊,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是的,那时的我,青春年少、血气方刚、顽劣无比,遇事一股血就往脑门子上涌,天不怕地不怕,做了很多荒唐事。曾无数次因打架,甚至用砖拍断高年级同学的鼻梁,被对方父母找上门来告状,母亲诚惶诚恐地说好话、赔不是。曾因爬上房頂掏鸟蛋,结果摸出一条凉凉的蛇,顺手扔出失去平衡,从房上跌下折断右手腕,幸得一位白胡子老中医帮我正骨复位。那100天里睡梦中总觉得有人在拉扯我,一次睁开惺忪的眼发现,是母亲在拉着我的两只手比划长短,泪湿衣襟,她是担心儿子会不会成为残疾。工作后返家,母亲也还问过我的手,我笑说8级钳工是干不了了,摇笔杆混饭吃还行。曾因在灶台上玩斗蛐蛐,误将一块肥皂碰进煮着高粱米的锅里,晚上一家人没饭吃。印象中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上顿下顿高粱米,现在想起来还反胃。

1974年高中毕业时,我曾经热切期盼有机会升学就业,直等到1975年初,还是到眉县小法儀公社二郎沟大队下鄉插队。在这四年的知青岁月里,我入了党(中学时入团),做过生产队记工员、团支部书记、大队团总支副书记、民工营副营长。1978年1月8日凌晨4点左右,数九寒天、天寒地冻,我在杨家河水库工地因塌方被埋,人被强大的气流拍倒,额头重重地摔在冰冻的地面上,土掩到脖子处,身后的架子车轱辘扭成了麻花。生产队老郭队长和几位知青战友不敢用铁锹挖,用手把我身上的土推开,担心再塌方强行把我从冻土块里拉出,夹在冻土块中的右脚严重扭伤,巨痛使我苏醒。至今右脚稍大于左脚,不如左脚灵活,否则我的球技还能再少几杆。所幸没受大的内伤,早上8点我一瘸一拐地走到知青小院门前的大槐树下透气,忽听到大队广播中传出哀乐,原来敬爱的周总理驾鹤西去了。收工回来的社员看到我全须全尾地站在那里,十分惊讶,因为工地上瘋传我被埋了。我时常想,是托了周总理的福。

母亲得到消息心急如焚,搭拉砖石便车,坐在露天的车厢里,在冷洌的寒风中坐了2个小时的车到我所在的魏家塬上。从不开口求人的母亲,流着眼泪恳求队长放我回城。

1979年初,我凭考工成绩回了城。因是党员,加之考得好,勉縣九冶公司党委安排我到九冶子校(包括中学部和小学部)任团委书记,兼初三语文课老师。在这里,中学时打的语文课基础,曾2次获得学校作文比赛第一名,和插队时对古汉语的不放弃,经常收工后躺在屋后坡上的树阴下读文言文,研究平平仄仄平平仄,帮助我很快在学校站稳脚跟、进入角色。在不久后的一次汉中市中学语文老师古汉语知识统考中,我名列前茅,在本校所有参赛的老师里成绩最好,令校领导和语文教研室的一众资深老师们刮目相看。

我一开始工作,刚刚22岁,母亲就忙着为我物色对象。她希望我生活稳定下来,同时可以分担一点家里的生活压力。哪知学校里应届高考生浓郁紧张的学习氛围,又唤醒了我心里埋藏已久的上大学求知深造的愿望,此时距离高考只有半年。于是我在学校一间废弃的男厕所里构筑起复习的阵地:一块床板架在蹲坑间的隔断墙上,高一点味道小一点;地上一个电炉子烧水取暖。我白天工作、上课,晚上陪着班里学生上自习到九点,之后才是我的复习时间。每晚睡2,3个小时,又困又冷,烤个馒头充饥驱寒。清晨汉江边留下了我一行行脚印,默记历史、背诵地理……高考完我瘦了20斤,入学后去天安门广场留影,一件洗得发白的海军服在我身上随风飘荡。

录取通知书是寄到宝鸡家里的,我还在秦岭南麓的勉县边工作、边等待,心里七上八下的。看到有的应届毕业生收到了录取通知,我表面佯作镇定,心里暗自打鼓。后来是姐姐有事到家里看到,打长途电话告诉我。母亲是犹豫的、矛盾的,既希望儿子有出息,又觉得刚有份稳定的工作,可以为家里分担一点生活负担,又要去做学生,不挣钱还得花钱,她和父亲又要再苦撑4年。最终,我还是如期登上北去的列车,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开始了大学生活。

甫进校,记得刚一个月,宿舍被盗(一把钥匙放在门框上,估计是正在那里粉刷走廊的民工所为),我工作一年积攒加母亲临行前给的共280元钱和380斤全国粮票及到北京刚买的一双棉鞋,悉数被盗。不能向艰苦度日的母亲求救,无奈之下我把姐姐旅行结婚去上海给我买的一条毛料裤子拿去西四一家“寄卖店”当了9元钱,买了2斤咸菜,勒紧裤带熬了2个月。那段时间我常想,母亲其实一直是在这样熬,咸萝卜条、白菜汤是她每天的主菜,有肉的菜不沾,猪油炒的菜嫌弃,我们做过菜的锅要彻底洗干净她才用……为免麻烦,她上顿下顿萝卜咸菜。

母亲和父亲苦熬4年供我,加上姐姐不时的资助,我终于毕业了。我用四年三好学生和优秀毕业生(全班60个同学仅1名)的成绩回报。谁知,我又悄悄报考了研究生,获研究认识论的权威齐振海教授收入门下,那届只收了我一个。这是姐姐多次鼓励的结果。母亲的苦楚藏在心里,对我说:想读就好好的读吧!

3年的研究生学习,在导师的帮助下,我提前半年毕业,毕业论文改写成一本小册子得稿费1,500元,全数汇给了母亲。事隔多年母亲还常提那笔钱,说当时帮了家里的大忙。

母亲对我是有所偏爱的。分苹果,大块的或大个的给我;分花生,多一点的推给我,姐弟妹们转头各吃各的了,母亲悄悄用眼色示意我过去,再悄悄塞给我几颗……

母亲偏爱我,可能因为我是她第一个儿子,还是个早产儿,在保温箱里住了20多天才回家;是父母两边家里的第一个男丁,所谓长子、长孙,她把希望放在我身上。还可能是因为我学习成绩好,母亲最喜欢参加我的学校家长会,看到儿子的成绩名列前茅,听着老师的夸奖,母亲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脸上绽放着不多见的灿烂笑容。那时的班主任姓暴,性格也火暴,一口东北话,心直口快、风风火火。仍记得她在课堂上批评调皮捣蛋的同学,“说你多少次你也无所谓,你个大萝卜脸不青不白的”。她是个好强争胜的人,对工作、对学生充满热忱,后来做了校长,工作成绩斐然。为了我们二班的荣誉,她力荐我取代一班的代表她的二儿子,在全校大会上发言。那时的历练,令我终生受益。至今,我对暴老师心存感激!令人欣慰的是,她今年90岁了,还脑聪目明、精神矍铄。

暴老师多次对母亲直言: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但你儿子脑瓜活、学习好、有能力,是棵好苗子,要好好培养,缺点就是经常骄傲自满、翘尾巴。每到这时,母亲总是斩钉截铁地说:翘尾巴就给他拽下来!

母亲24岁有的我,我们是一个属相。我无论是相貌还是性格都像她,很多亲戚、朋友都这样说,母亲听了很高兴,这可能也是偏爱我的又一个原因。每逢过年家里都要蒸饽饽,有马(父亲属相)、有小龙(蛇,姐妹属相)、有小老鼠(弟弟属相)。望着热腾腾的饽饽,母亲总是笑眯眯地指着一大一小挨在一起的两个饽饽说:这是你,这是我,两个“小人”﹐胶东话指猴。

我回到家,母亲基本不让我干什么活,就坐在那里等着饭上桌。我要包饺子,她说:就几个饺子,我和你妹包包就行了;我要洗碗,她就说:几个碗让你姐洗洗就行了。姐妹们都说她偏向我,母亲微笑不语。卧床几年后,有了认知障碍,不记得事、不认识人了,把妹妹当成了她最亲近的三姐绳子,一见妹妹进门就兴奋地说:小姐姐啊,你来啦,快过来坐坐。

姐姐逗她挨个问家里四个孩子谁好,提起我的名字,母亲都是毫不含糊地说:“在拐!”胶东话好的意思。姐姐、妹妹不平地说:俺们天天在跟前照顾妳,也不说俺们好,你儿子回来有数的几次,你就天天念着好。母亲闻言不语。姐妹再追问,母亲则不耐烦地说:“都好啊!”说完转过头去不再看她们。对弟弟的评价永远是“不在拐”,他后悔这辈子没有机会在母亲那里翻案了

母親對我是有所依賴的。她有话愿意跟我唠叨,有事愿意跟我商量。每当她不舒服,或是有什么心事,首先想到的是我。打一通电话说上一阵,她就轻松多了。有些事憋在肚里,不能出去说,不愿意跟父亲说,总要有出口。我是母亲的出口。

2009年前后,我多次收到父亲的电话,“最近忙不忙,有空回来一趟,你妈想你了”。虽然在香港工作繁忙,虽然交通没有那么方便,要赶去深圳坐飞机2个多小时到西安咸阳机场,坐3个小时机场大巴到宝鸡汽车站,再转乘的士回家。尽管如此,最多时我曾在一年里回去过5次。

回到家里,母亲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要说,就是把威海老家姑家、姨家发生的事絮叨一圈,把姐弟妹家、老同事家和楼上楼下邻居家发生的事情讲述一遍,还捎带说说父亲这段时间做的傻事,比如在公园里被人忽悠着要买个包治百病的万元床垫;买了几个假仪器扔在柜子里,既不能用还不让提这件事;跟哪位老乡、老朋友话说得不对付,翻脸了;到楼下看老同事开个修车摊,嫌人家干活不行自己上手,一分钱报酬没有还不管饭,中午时分还摊着兩只满是油污的大手回家找饭吃……这个时候父亲往往端个小板凳凑在边上听,有时还插上一句,“你说的不对”。此时,母亲往往气壮地说:“俺和俺儿子说话,你该干啥干啥去。快上街割肉,晚上给儿子包饺子吃!”要割肉给儿子包饺子吃,这个理由父亲不能拒绝,只能不情愿地起身出门。开门后还要在门口磨蹭一会,探进头来再多听一两句。

母亲的话,像开闸的水,打开就源源不绝,直说到凌晨时分仍谈兴甚浓。父亲早已在里屋鼾声如雷,我也强撑双眼,不时做钓鱼状。母亲看我困乏的样子才意犹未尽的说睡吧,明天再拉呱。我倒头便睡,睁眼时已日上三杆,母亲早已煮好饺子在等我。

我珍惜每次回家与母亲相处的时间,既不走亲更不访友,很多朋友、中学同学、知青战友要聚聚,都婉言谢绝。在母亲生病卧床的十几年里,我都是圣诞、元旦在加拿大过,春节无一例外回宝鸡接替保姆照顾母亲一星期。每天除了下楼扔垃圾,基本不出门。吃药、喂饭、喂水,换尿片、清洁、打爽身粉,刷牙、洗脸、洗脚、洗衣服。白天或在床边、或在轮椅边陪母亲晒着太阳聊家常,谈论老家的山山水水、七大姑八大姨,回忆她儿时的点点滴滴,谈姥姥、谈姨妈,介绍她们四姐妹的小名分别是领子、辫子、绳子和改子(胶东话,指发面的酵母),怀念她的家乡刘家疃,还谈她与父亲当年相识的过程。

母亲是一九三二年出生的,按照当时家乡风俗,早该嫁人了。但她在三个姐姐都出嫁后,二姨甚至远走大连杳无音信,一直坚持守在家里服侍双目失明的母亲。直至经同村的表哥、父亲的同事介绍二人相识。当时大姨所嫁的村里也有一位年青后生对母亲动了心。父亲猛追不舍。一次下班后,匆匆买了个大西瓜骑车䠀河去看母亲,因心急过河时不慎将绑在后座上的西瓜摔裂,送过去母亲坚拒不收。我问为什么?母亲收起笑容认真地说:“烂西瓜俺不要”。

说的过程中,脸上的表情也不停变化,时而开心、时而沉痛,有怀念、有感慨。提起姥姥的骨灰被大姨放弃,现在回去祭拜也找不到地方,母亲一脸严肃地说:她没有个姐样!自此,很少与大姐往来。

母亲一直在我的心里。她在世时,我无论在看电影、电视,或是读小说、浏览微信,遇到老人家去世的场景,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母亲,即刻湿了眼眶。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家为母亲泡脚、洗脚、修脚,成为我记挂着的事情。母亲的脚因糖尿病的原因严重变形,加之得了灰指甲,指甲扭曲厚重。要先好好泡脚,这个过程不停试水温,慢慢加热水,担心烫伤,糖尿病导致神经末梢麻木;再仔细搓去脚面、脚底、指甲缝里的泥和死皮,擦干后小心翼翼地将指甲剪开、剥离、剪下⋯⋯最后涂上药水、药膏,换上我帶回去的新袜子,才算完成。每次要持续一个多小时。后来在香港找到一把德国产针对灰指甲等疑难杂症的专用指甲鉗,这项工作才变得简单一些。

这个过程中,母亲始终用慈爱、信赖的目光看着眼前自己年过半百的儿子在聚精会神地操作,偶尔伸手轻轻抚着我头顶稀疏的头发说:“就剩这么几根毛了!”妹妹说:“咱妈的脚谁也不让碰,就等着你回来给她收拾。”

我很早就记挂着母亲的脚。在北京读书,特别是留京工作后,西四百货商场二楼的鞋专柜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为母亲买过很多双北京布鞋一厂、二厂、前进鞋厂生产的春夏季碎花软底布鞋和防滑轻便条绒面的秋冬棉鞋。母亲是36号半的脚,但要穿37号半甚至38号的鞋,因为脚趾扭曲变形,脚底及两侧有不少鸡眼。母亲自嘲地说:“年纪大了,脚受不了委屈,不能穿小鞋,要穿大的。”母亲每每收到我寄出或带去的鞋,总是第一时间拿出来看着、比划着,穿上在屋里走走。得空穿上下楼,仿佛不经意间让邻居看见、夸赞,然后不无自豪地说:“俺儿子从北京给俺捎的。”

我还曾经无数次从北京给母亲带过稻香村的豆腐干、绿豆糕、蛋糕,带过王致和的豆腐乳、韭菜花、糖蒜;从深圳一次带过5斤炸带鱼,母亲喜欢,也帮她省事。从香港带过虾米、咸鱼、燕窝、鲍鱼和海参,海参、燕窝我自己发,煮给母亲和全家品尝。看着母亲慢慢品味、开心的样子,我比自己吃了还有味道。

1996年香港回归前,我接父母来香港小住一个月。很少出门、从未坐过飞机的母亲,机场里不敢踏上一直在走的滚梯;落座后不知飞机翅膀是何物,一路上不敢朝窗外看,又奇怪那块灰不拉几的东西(飞机的机翼)一直为什么跟着她飞?从满目潇霜、万木凋零的北方到温暖如春的南国香港,她惊异为什么树叶是绿的,鲜花处处开。海洋公园里她不时轻轻抚摸、触碰经过的植物花草,以确定真假。我上班后,她与父亲坐在窗前兴奋地数着启德机场起降的飞机架数;晚上站在湾仔的过街桥上,她惊叹下面的滚滚车流。我还陪她们走过星光大道、上了百年叮当车;乘坐了西铁,体验了缆车;品尝了虾饺、潮州蚝仔烙,登上太平山顶领略了维多利亞港的璀璨夜景。母亲还抽空把我黑黑的不粘锅,她从未见过也没有用过,硬是用洗碗丝擦成了“二五脸”,一半黑一半白。我下班回来还和我抱怨,你那个锅真难洗,明天有空再擦。我哭笑不得。路经深圳弟弟处小住,又游览了世界之窗、中华民俗村,晚会表演中的扭秧歌、“走旱船”,让母亲看得如痴如醉,勾起很多儿时回忆。

家中有困难,母亲很少向我们开口伸手,不得已時也是婉转、含蓄地表达,怕我们为难。曾带母亲到北京动物园看过猴山,之后她多次在我們面前提起那一幕情景:猴妈妈耐心、细致地给小猴子理毛挑虱子,輪到小猴给妈妈做时,草草地抓两把就一边玩去了……母亲说着笑着。故事后的含意,我理解了,也记在了心里。

母亲已仙逝,但她的音容笑貌仍留在我的记忆里,时时浮现出来。忘不了儿时的我环绕在母亲膝下,嬉戏玩闹,为安全母亲用一根带子将我拴在床腿上;忘不了六十年代,3岁的我饿得无力出去玩,依偎着母亲看她在炉子上煮麸皮野菜湯。母亲轻抚我的头问:“這個你能吃吗?”我坚定地点点头。忘不了夜深人静时,母亲在灯下缝补衣裳;忘不了为省一根火柴,母亲趴在灶前使劲吹火;忘不了母亲在粉尘飞扬的工屋里,埋头缝纫机前制作难缠的工作服:忘不了在凛冽的寒风中,母亲抱着齐人高的铁锹站在卡车上装沙子、卸红砖;还有母亲那浮腫的小腿和满是裂口的双手......每次忆起这些,心里都一阵阵痛。

我常想,如果我们这个家里不是有母亲这样一位贤慧、聪慧的女人,家里的日子会不会过得这么紧致、紧凑?!虽贫寒却不露怯,虽简朴却不失体面,慈爱温暖、督促向学、激励上进、谆谆教诲......没有这些,就没有今天的姐妹、兄弟,也没有今天的我。

想到母亲以往过的日子,我不敢去追求虚假繁榮;记着母亲的諄諄教诲,我不敢去走旁门左道。母亲是平凡的,在我心里却是伟大的。她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始终激励着我认真生活、正直做人,发奋学习、勤奋工作,保持善良、懂得感恩。我想,这是我对母亲最好的纪念!

(正月二十二是母亲88岁生日,仅以此文寄托怀念之情)

责任编辑: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