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曾国卫:我们一起返香港!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连振海,李博扬
专访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曾国卫:我们一起返香港!

[导读]2月20日、22日、23日,特区政府派出三班包机接回193名困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港人;3月4日和5日特区政府又派出了四班包机,把469位滞留在湖北的港人接回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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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曾国卫接受《紫荆》杂志专访

原标题为:“我们一起返香港!"——专访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曾国卫

文|本刊记者       连振海     李博扬

2月20日、22日、23日,特区政府派出三班包机接回193名困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港人;3月4日和5日特区政府又派出了四班包机,把469位滞留在湖北的港人接回了香港。截至发稿时,仍然有3,400多名曾向特区政府求助的香港居民滞留在湖北省各地,分散在37个城市内。截止发稿前,新一轮包机接回港人的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此次特区政府大规模包机接回港人的行动,得到了香港社会的认同和点赞。

在这一系列的包机行动中,始终活跃着一个人的身影,他就是香港入境事务处“一哥”曾国卫。他亲自带队,赶赴日本和武汉,一线指挥,接回的港人多达662人。在接受《紫荆》杂志记者专访时,曾国卫处长敞开心扉,坦言风险不小,压力巨大,中间一波三折,“差点吓出心脏病”。那么,在这样引人关注的行动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吓得我差一点心脏停顿

记者:当初要接回“钻石公主”号上的港人,特区政府是怎么考虑的?事先有预估会遇到什么困难吗?

曾国卫:当时“钻石公主”号几乎天天都有新的确诊案例,真的是挺恐怖的。不断交叉感染、恶性循环,结果确诊人数就越来越多。因为困在里面确实很危险,所以特区政府就考虑将里面的港人接回香港。

这次行动具体执行的是我们入境事务处。我们遇到了两个难题:第一,要接的人数未知。当时我们拿到的港人资料基本上是船务公司提供的,以及曾经向我们入境处1868热线求助的港人,这两批的人数大约是300人,但是具体数量也尚未确定。第二,行动需要日方配合,日方会否积极配合我们的行动呢?当时日方规定需要做完检测之后才允许下船,日方检测的顺序怎么安排?人员怎么放下船呢?是一批批放,还是一并放下来呢?具体什么时候能完成检测呢?这些我们完全不知道。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日本公司都不愿意承接运输服务,下船以后该如何去机场?所以当时确实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当时我们也明白,这次行动确实会有风险,病毒有潜伏期,当时检测没事,之后发病的患者也大有人在。当时通过了日方病毒检测的一些港人,从“钻石公主”号接回后没多久,发病确诊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动员多少人去日本,说实话我自己心里也没底。整个行动的准备时间亦十分仓促,行动的前两天我们才收到通知,开始准备。两天之后我们就要出发了。我们连飞机飞过去之后,能不能把人拉回来都还不确定。

思来想去,我决定还是我自己亲自去担任这次活动的指挥官。我亲自去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因为我过去在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工作,曾经处理过很多类似的突发情况。特别是2009年在北京、甘肃等地,我曾协助因为H1N1疫情被隔离的港人。所以在处理疫情方面,我的经验比较丰富一些。第二,在日本接回港人时,肯定有很多突发情况需要当下就做出决定,有我在场能够当机立断。有一个级别比较高的负责人在场,跟日方也比较好沟通。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要让我的同事去冒险,而我自己不去的话,感觉自己心里过意不去。结果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当我一说由我带队的时候,同事们都士气高涨,愿意和我一同前往。

记者:尽管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钻石公主”号的特殊情况还是出乎了你们的意料。你们遇到了什么困难?

曾国卫:我们2月17日出发前往日本,准备2月19日行动。2月18日跟日方开会,他们告诉我们只有三个人可以下船。可以乘坐几百人的大飞机都已经飞到日本,滞留“钻石公主”号上的港人约300个,明天就准备行动了,就只有三个人可以离开?当时美国居民已经撤离,英国、澳大利亚等地都撤离了,轮到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日本居然说只有三个能够离开!开什么玩笑!

没有办法,当天我就找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宋如安先生帮忙。我和他说,这次真的要靠国家出面才行,我跟日本交涉,他们都不搭理我。当天晚上我们就跟宋副特派员紧急开会,之后由外交部加大力度与日方交涉。第二天,效果立显,日方先给我们一个30多人的名单,然后接着再给我们一个80多人的名单,最终有100多名港人可以离开。

第一天的情况总体比较顺利,但也有一些小插曲。日方出了乌龙,当时“钻石公主”号轮船公司广播,所有香港的旅客请下船,他这么一说,所有的港人都下船了。有些还没检测完,有些检测完还没出结果的,都一起下船了。现场一片混乱,不得已,我们被迫重新筛查。所以当时我们第一天的行动比预计的时间晚了好几个小时,延迟到2月20日凌晨5点才起飞。

在日本羽田机场,本来我们是穿好防护服的,但日方不让我们穿。他说你这样子会吓坏我们其他的乘客,会影响日本的形象。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听人家的。后来我咨询了专业医生的建议。我问日方,如果穿不了防护服,穿雨衣行不行?他说可以。我们立刻买了几十件雨衣。所以我们在日本羽田机场全程都没有穿防护服,而是穿雨衣,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记者:2月20日第一班包机飞回香港后,你们原定第二天一鼓作气,把所有可以接回的港人都接回?

曾国卫:是的。我们第一天行动后,基本上是通宵回到酒店,当时已经是早上五点多了,稍微休息一下,就开始行动,准备把可以接走的港人都接走。结果第二天又出现了状况,日方跟我们说当天加拿大要撤离,所以整个码头要封闭,你们不能进,也不会安排香港居民下船。我说不行啊,我们的飞机已经在机场里面等着呢。而且,“钻石公主”号轮船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他们多待一天就有多一天的危险,所以我希望香港居民能早点回家。我一整天跟日方都在交涉这个事,也通过外交部、驻日大使馆和日方进行协商。我们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方案,但大家交涉了一整天,都尽力了,没办法,唯有放弃。

记者:我看了当时相关的报道,第三天的波折更多,现场一度很紧张,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曾国卫:第三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在码头那边准备。结果到了下午三点,又出现了状况。日方突然告诉我们,刚刚下船的一些乘客,有可能属于新冠肺炎紧密接触者。然后日方逐一排查,对名单,现场十分混乱。最后排查完之后,日方说剩下一个人属于紧密接触者,不能离开。过了一会儿,日方又突然告诉我们,这个人确诊新冠肺炎,吓了我一大跳,差一点心脏停顿!因为我们很多同事都和他有过近距离接触,我赶紧让同事跟他保持距离。后来日方再排查一段时间,发觉是虚惊一场。

这事还没完呢。早前已经到了机场的有17位乘客,有些已经办了登机手续,行李都已经托运了,但日方和我们说,他们不能走,他们都是紧密接触者。日方在机场又重新再排查,到最后说那17个港人都没问题,可以走了。但这时航空公司说,日方一会可以放行一会不能放行,太可疑了。如果你们要让这些人上飞机,我们就不飞了。航空公司态度很坚决,最后没办法,只能安排这些人坐其他班次的飞机回港。

本来我们准备下午六点起飞,结果当时搞到了晚上九点。从下午三点开始,一直到晚上九点,我真的很煎熬,十分狼狈。因为飞机不等人,机组人员有严格的规定,要有一定的休息时间,过了时间他就不能飞了,不能再成为机组人员的,所以时间必须得抓紧,但日方那边的排查时间又不确定。我们只能一边不停地和日方打电话沟通,一边在现场安抚大家的情绪。

我记得有一个老太太,在下船之后跟我聊了几句。她说每天最害怕有人敲门。有人敲门就是告诉你,你已经确诊了。所以可想而知,当时他们的心里压力有多大,有多么煎熬。她说,现在能够下船,见到特区政府的官员,马上能够安全地回到香港,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看到他们开心的表情,我们也觉得辛苦值得了。

特区政府湖北包车 挨家挨户接载居民

记者:比起日本之行,包机接回滞留湖北港人的行动会不会比较顺利一些呢?

曾国卫:湖北和日本两个行动比较起来,我觉得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风险。在日本,我们不在自己的国家里,什么事情还得日本方面配合才行。但是在湖北呢,就没有这个问题。国家全力支持,湖北省、武汉市政府都绝对配合我们,所以这方面我就完全放心,放手去做。但它也有一定的难度:第一,当时武汉毕竟是疫情高发的地区,即便当时疫情受到控制,但风险是比较大的。第二,要接回的港人住在不同的小区里面,当时整个城市都已经封闭,好几百人在没有公共交通工具的情况下,他们该如何去机场呢?路途会不会出状况?这么多人该如何协调,让他们都能够准时准点到机场集合?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还是要我们统一行动,提供交通工具,到各个小区接载港人。另外,在武汉市区之外,还有90多人需要回港,有的人在好几百公里之外。所以我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要安排车辆,不然的话他们赶赴机场就太麻烦了。

记者:当时滞留湖北的港人约4,000人,你们是怎么确定哪些港人需要接回香港,哪些港人没有这个需求的呢?

曾国卫:我们有1868专线,他们曾给我们专线打过电话,留有他们的信息。等到行动开始前,我们就挨个给他们打电话,问他们要不要坐我们的专机回港。我们当时第一考虑是先确保接回武汉市里面的港人,因为当时武汉受感染的人数最多,那里的港人处境更加危险。武汉市之外,我们优先考虑接回病重的港人、孕妇、学生等。有的人住在宜昌,离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挺远的,好几百公里,5、6个小时的车程。所以说不担心害怕,那是不可能的。只有看到他们平安抵达机场,我才松了口气。

因为前期工夫做得比较充足,我们整个过程无缝衔接,比较顺畅。第一,当天出发的时候,我们派人一个个打电话询问,你准备出门没有?有没有落下东西?到接你的地点了没有?我们全程跟他们保持沟通,确保他们能够上车。第二,我们全程跟踪大巴公司,监测大巴的具体位置。到了机场点一次名,然后进入安保检查区点一次,做完再点一次,确保每一个环节人数不会有遗漏。每个点都有体温检测,小区离开的时候体温检测,进入机场要体温检测,到了海关前,还有体温检测,总共有四次体温检测。确保上飞机的时候,最起码没有发烧情况出现。所以每个环节我们都要考虑周全。

当地配合我们行动的官员纷纷对我们表示赞赏与肯定,说他们也见过很多次类似行动,我们的行动是他们见过的最贴心、最高效,也是各方面做得最好的。

接回港人行动 没有国家支持是绝对做不到的

记者:在这一系列接回港人的行动中,中央是怎么支持香港的?

曾国卫:在前往日本之前,我们向外交部进行了报告。在异国他乡,要与日方协调,确实需要我们外交部来打通经脉。所以出发前一天,我们就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进行报告。公署非常支持我们,而且他们还答应让副特派员宋如安先生与我们一同前往日本,确保外交的渠道能够顺畅。我们外交部驻日大使也帮忙做了很好的沟通。他们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你想,日本那时候手忙脚乱的,哪顾得上香港。所以第一次见面日本只准备给我们三个港人的检测结果,令我非常吃惊。但国家出面就大不一样了,中国是大国,日方自然要重视,第一天就给了100多名港人的检查结果。

这次真的是要感谢国家的支持。没有国家的支持,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外交部、驻港公署、驻日大使馆都出了很大的力气,确保“钻石公主”号上的港人顺利接回香港。说真的,在日本要不是外交部驻日大使馆的帮助,我们连愿意接载我们去机场的大巴车都找不到。所以香港人无论你有什么不同的政治取向,但你不得不承认,国家确实对香港很关心。

这次到湖北接港人,说真的,也给国家提出了很大的难题。武汉已经封城,如果各个地方的人都想离开的话,会影响到整个防疫工作的。但是尽管这样,国家还是特别关心爱护我们港人的,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你看看那些相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包括边检,包括海关,包括机场工作人员,都是全力地支持、配合我们。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那么顺畅。

总之,在这次疫情期间,不管是到日本还是到湖北接回港人,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在特区政府驻京办待了几年,我也处理过很多类似情况,包括后来我回到了香港,当了入境事务处负责人,也处理过很多在境外港人的求助,可以说,做好这些工作,全都要靠我们国家的支持!

2月20日上午,香港特区政府的首班包机顺利抵达香港,滞留”钻石公主“号邮轮的106名香港居民乘坐特区政府专车,前往特区政府设立在新界的火炭骏洋村检疫营(图:新华社)。

2月20日上午,香港特区政府的首班包机顺利抵达香港,滞留”钻石公主“号邮轮的106名香港居民乘坐特区政府专车,前往特区政府设立在新界的火炭骏洋村检疫营(图:新华社)

责任编辑: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