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来论|新冠肺炎疫情下 中国重启发展之道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梅新育
嘉宾来论|新冠肺炎疫情下 中国重启发展之道

[导读]确保我国国内经济和民生稳定发展,从来就是我们应对一切内外冲击、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自2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初步得到遏制起,复工就是中国疫后经济重启和社会生活正常化的关键。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并急剧转向、中国之外已成全球疫情扩张“主战场”且很有可能大面积失控的情况下,中国在保证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实现全面复工,已经成为决定此次全球抗疫成败的关键。

中国在保证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实现全面复工,已经成为决定此次全球抗疫成败的关键。图为3月5日,阿特斯光伏电力(洛阳)有限公司的员工在硅片分选车间作业,当天河南省洛阳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超90% (图:新华社)

中国在保证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实现全面复工,已经成为决定此次全球抗疫成败的关键。图为3月5日,阿特斯光伏电力(洛阳)有限公司的员工在硅片分选车间作业,当天河南省洛阳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超90% (图:新华社)

确保我国国内经济和民生稳定发展,从来就是我们应对一切内外冲击、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自2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初步得到遏制起,复工就是中国疫后经济重启和社会生活正常化的关键。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并急剧转向、中国之外已成全球疫情扩张“主战场”且很有可能大面积失控的情况下,中国在保证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实现全面复工,已经成为决定此次全球抗疫成败的关键。

文|北京 梅新育

确保我国国内经济和民生稳定发展,从来就是我们应对一切内外冲击、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自2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初步得到遏制起,复工就是中国疫后经济重启和社会生活正常化的关键。从2月下旬起,我就一再提出,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并急剧转向、中国之外已成全球疫情扩张“主战场”且很有可能大面积失控的情况下,中国在保证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实现全面复工,已经成为决定此次全球抗疫成败的关键。因为中国本来就是全世界遥遥领先的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出口大国,早在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前就已经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且十多年来地位越发巩固,在此次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又成为率先走到疫情尾声的大国,因此是当仁不让的全球抗疫物资供应“军工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率先走到疫情尾声,是此次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的最大幸事。

在危机中奋进崛起的底气

从国际经济政治竞争的视角来看,长久以来,西方极端势力一直企图不择手段维护西方和美国霸权,打断中国发展势头。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这些极端势力丝毫不加隐晦地追求推动美国、乃至整个外部市场与“中国制造”脱钩,视之为逆转中国发展势头的关键,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敌视中国的势力又在竭力为此推波助澜。在此背景下,中国2月中旬以来的复工和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环境下的经济社会生活全面重启,更攸关整个国家、民族能否保持持续发展势头,最终鱼跃成龙,而不是就此戛然止步,甚至陷入起飞夭折的境地。

从经济周期长波来看,2014年以来,世界经济本来就已经进入低增长阶段并可能延续10年左右;在中美贸易战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双重打击之下,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进一步显著衰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已经不能过度倾注于绝对增长速度,而应当将关注重心更多地转向相对增长目标,而且我国完全有可能在这场危机冲击中扩大经济增速相对于别国的优势,从而巩固、增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因为在宏观层次上,无论是国家,还是行业、公司,其增长前景绝不仅仅取决于绝对指标,更取决于相对指标。由于存在利益分配问题,危机时期各国绝对增长速度都在下降,有潜力的国家和行业尽管绝对增长速度也在下降,但相对增长却在加快,也就是说其增长率超过竞争对手的幅度扩大了,这样,在复苏时期就能够得到更大的份额,更多的收益。

10年前,国际金融危机高潮时,我就多次讲过这样的道理:比如说,在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样的繁荣时期,中国的增长率有13%,主要竞争对手的增长率是8%,中国增长率比对手高5个百分点;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萧条时期,中国的增长率降到了8%,可能在国内外舆论界引起一片惊呼:哇!中国危机!经济增长率大幅度降低5个百分点!但这个时候主要竞争对手的增长率降到了1%,甚至是负增长,中国增长率超过对手的幅度有七八个百分点,比繁荣时期反而领先更多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提高更快了,在国际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中所得的份额更大了。

道理明白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这次重演以往在危机冲击中奋进崛起的底气何来?来自我国经济社会韧性强大的基本面,来自我们一骑绝尘、遥遥领先于其它经济大国和所有发达国家的抗疫实绩。

自2月26日海外每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越中国以来,全球抗疫的“主战场”迅速转向中国之外。我设定了“全民确诊率”和“全民死亡率”两项指标衡量各国/地区疫情严重程度,分别指累计新冠肺炎确诊、死亡病例数占总人口比例,以4月16日24时中国疫情数据作为判断各国/地区疫情是否严重的标杆,整理计算了7组107个国家的疫情数据。结果发现,截至北京时间4月16日24时,这7组107个国家中,共有82个国家全民确诊率超过中国,58个国家全民死亡率超过中国。盎格鲁-撒克逊“五眼联盟”加上日韩、独联体外的欧洲国家全民确诊率全部超过中国;除澳大利亚、新西兰之外的“五眼联盟”国家,韩国,除斯洛伐克、拉脱维亚、梵蒂冈3国之外全部欧洲国家全民死亡率超过中国;西方七国集团(G7)成员国全民确诊率全部超过中国,除日本之外的七国集团成员国全民死亡率全部超过中国。而且,发达国家、其它主要经济大国全民确诊率和全民死亡率指标超过中国的倍数,往往是几十倍甚至百倍以上。随着疫情发展,全民确诊率、全民死亡率超过中国的国家日益增多,上述国家疫情指标相当于中国的倍数持续上升。

根据我国国内复工、经济社会生活正常化进展,根据海外疫情的这种发展情况,可以有把握地说,尽管我们受到了很大冲击,但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上升的趋势不变,而且还有可能加快。相信今年我们的出口绝对额即使比去年减少,但出口在全球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完全有可能明显上升。就像2009年我国出口绝对额减少,却由此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全面经济重启,一要借助财政货币政策调控宏观需求,二要做好产业发展和市场机制的秩序整顿与疏导。在调控宏观需求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应该围绕以下几点展开:要有助于推动帮助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技术新兴产业抢占前沿;要有助于让我们的已有的产业巩固在国际经济体系当中的“江湖地位”;要能够更有效地带动我们的消费;可以朝着改善我们的营商环境的方向发展。

首先,抢占新兴产业前沿。特别是ICT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从这几年我走访了解的情况看,IT产业,像芯片,恰好走到了目前有利于发挥我们举国体制优势攻关的阶段。像芯片制造和光刻机等方面,目前正在逼近现有理论下的物理极限,在可预见的未来,新的根本理论创新一下子又出不来,对于领先国家而言,这种状况不利于它保持领先地位,但对于我们这种动员能力特别强、举国体制优势强大的国家来说,恰好是我们加紧赶超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往这个方向上投,这是更加积极有为。

其次,我国已连续十多年是全球第一的出口大国,但现在面临着考验,美国的极端势力想让外部市场和我们脱钩,我国又想保供应链稳定。我们怎样能够不但保住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最好还能够提升呢?这不仅仅是需要传统的竞争优势,还要利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巩固做强,发展转口贸易和过境贸易。基础设施不仅仅是国内直接的外贸使用,还让周边贸易伙伴的贸易也利用我们的基础设施进行,从而与我们的经济体系更牢固地捆绑在一起,你想脱钩?我通过这些方面让你不能脱钩,反而和我们更紧密地绑在一起。

第三,近两年我走访了一些老房子、老小区的改造,我问了一下居民的情况,中部省份的大城市,基本上老房子改造之后,内部装修每家要花二三十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多,花在室内装修和换电梯上。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投资已经积累了大量固定资产存量,在推动老旧小区住宅改造方面,它不是原来的大拆大建的方式,而是更新改造的方式,它的推动实施是能够带动很大一笔消费的。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向上都要增加和扩大财政支出,相反,在某些方面,在已被证明是效率比较低下、甚至是负效率、或者是该功成身退的领域,我们要收缩投资,这意味着要减少转移支付,优化转移支付形式。

为什么要减少转移支付?现行超强力度跨地区转移支付体制从1990年代中期建立实施,至今20余年,已逾一代人。当初要实现的目标已经实现,负面作用则越来越大。一个地方的产出不高,高度依赖转移支付,必然人为抬升这个地方的要素成本,使得产业发展不起来。同时,这个地方大部分经济资源不是靠市场竞争来分配,而是靠无偿援助来分配的,在这种分配体系下,聪明才智和自我奋斗精神不是优势,必然造成地方上整个人口结构、干部队伍构成的逆向淘汰和逆向选择,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种情况。因此,我们需要适度减少财政政策转移,让原来受援的地区把重点转向吸引企业招商引资上来,优化招商环境,清理泛滥成灾的过度优惠,这也是比较好的。现在甚至有些生产面条和做牛羊肉的产业,也享受了高新产业的财税优惠,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从三个方面入手扩大内需

在扩大内需方面,国家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做:

一是发展二手商品市场,包括二手商品出口市场,为居民家庭购买新消费品、企业更换新设备消除障碍。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的一大障碍是大部分家庭大件消费品持有量已经饱和,很多企业设备也非常多,抑制了他们更新大件消费品或投资新设备的欲望。如能发展二手商品市场,让个人、家庭、企业能够更便利地对旧消费品、设备“断舍离”,他们更换新消费品和新设备的决心就会容易下得多。

二是投入更多精力拓展更新改造投资。总体来看,这些年来,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非常快,1980年到“十二五”每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都是两位数,“十二五”之后的2015年跌破10%,2019年跌至5%左右。但是这几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下降当中,有一个亮点,就是更新改造投资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在更新改造投资方面,遇到的障碍不少在司法和商业争议方面,我们要从这方面来下工夫解决。

三是减少过多管制,降低投资门槛。我们不能搞过多管制,提高了消费和投资的门槛。这几年,我们一些政策对企业额外管制太多,以至于扼杀了许多企业的活力,而且消灭了很多本来可以有的就业机会。特别是一些过度的环保要求,给我们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对养猪、煤炭等产业影响尤其巨大,现在又不得不回过头来纠偏。希望我们不要重蹈覆辙,避免带来其他非常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经济与政治风险。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6月号)

老旧小区改造的推动实施能够带动很大一笔消费。图为施工中的陕西西安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图:新华社)

老旧小区改造的推动实施能够带动很大一笔消费。图为施工中的陕西西安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图:新华社)

责任编辑:林知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