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铭记抗战岁月的香港英烈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刘智鹏 , 刘蜀永
永远铭记抗战岁月的香港英烈

[导读]众多香港抗日英烈和纪念设施入选国家级纪念名录,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抗战的重视和关注,有利于在香港弘扬抗战爱国精神,有利于对香港市民进行历史教育、国民教育。

永远铭记抗战岁月的香港英烈——列入国家级纪念名录的香港抗战英烈和纪念设施

继2015年8月13日,国务院公布将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列入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以及2015年8月24日,民政部公布将港九大队彭泰农,列入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之后,2020年9月1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国务院公布将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列入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9月2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将港九大队曾福、曾佛新、冯芝和刘春祥等十二名龙鼓洲战斗牺牲的英烈,列入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这次香港方面入选的数量比第二批更多,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抗战的重视和关注,有利于在香港弘扬抗战爱国精神,有利于对香港市民进行历史教育、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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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大队是香港唯一始终坚持抗战的武装力量

香港入选这两批纪念名录的抗日英烈和纪念设施都与港九大队有关。港九大队与香港抗战究竟有什么关系?

1941年12月香港战役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即派出数支武工队进入新界地区肃清土匪,开展抗日宣传,号召村民保卫家乡。 1942年1月下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并将派进香港开展游击战争的几支武工队统一组成港九大队。 2月3日,港九大队在新界西贡黄毛应村成立,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负责统一指挥长枪连队、短枪武工队、海上武装队、城区地下武工队和情报系统,以及后来陆续成立的六个中队和各地区民兵常备队、自卫队,开展敌占城市和近郊游击战争,配合反法西斯同盟军作战。 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以英军战败投降告终。在日军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苦难岁月里,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香港唯一一支自始至终、成建制坚持抗战的武装力量。

作为港九大队前身的数支武工队及港九大队参与过营救抗日文化人的秘密大营救。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游击战争中,港九大队各个中队以游击战方式四处出击,打击和牵制日军。据不完全统计,港九大队毙伤日军100余名,毙伤汉奸、伪警及间谍等70余名,俘虏、受降日伪军600余名,缴获敌船30多艘,击沉4艘,炸毁日军飞机1架;缴获长短枪支550余支,机枪60余挺(包括收缴英军溃逃遗留枪支),炮6门,以及大批弹药、物资。港九大队还参与过营救盟军飞行员,并在协助盟军获取日军情报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抗战英雄为国捐躯永垂不朽

日占期间,港九大队至少有115名烈士为保卫香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彭泰农、曾福、曾佛新、冯芝和刘春祥等十二名龙鼓洲战斗牺牲英烈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彭泰农、曾福两位烈士的牺牲与“三三事件”有关。 1943年3月3日,日军出动百多人到沙头角突击扫荡,包围港九大队政训室于老龙田宴台山的据点。当时政训室的武装人员已搬运相关物品物资转移到横山脚,据点内只有黄高阳等11位非武装人员。由于事出突然,负责站岗的队员未能及时发现悄然来犯的日军,加上其他队员又在用膳,未有防范,游击队陷入十分危急被动之境。尽管敌我力量极为悬殊,但无惧无畏的游击队队员们仍奋起与凶恶的日军搏斗。曾福立即抓起手提机枪扫射日军;炊事员郑生拿起一支英式步枪迎击日军;年仅13岁的交通员温观友猛扑向前勇夺日军枪械,身受重伤;黄高阳与日军搏斗、冲出重围期间从山上滚下,沿着山坑向南涌方向突围。事件中,多位战士壮烈牺牲。曾福、邱国璋、符志光三人在激战中以身殉国;彭泰农、陈冠时、陈坤贤等受伤被俘,后均被残忍杀害,英勇就义。

彭泰农(1915-1943)又名彭泰,曾用名振东,广东惠阳人。 193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惠州日报》发表《告东江父老兄弟姐妹同胞书》,号召群众团结抗日。及后,他在坪山组织抗敌后援会,发展中共组织,成立中共坪山区委,统一领导当地抗日斗争。 1938年8月,中共惠(州)博(罗)中心县委成立,他任县委书记。 1943年2月,他被调到港九独立大队政训室工作。 “三三事件”中,彭泰农组织突围,并留在最后撤退,后负伤被捕,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没有泄露半点机密,最终于3月31日被日军杀害,年仅28岁。 2015年,他被民政部列入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曾福(1921-1943),香港新界沙头角三桠村人。 1942年1月,他参加中共领导的三桠村常备队,并成为骨干成员,协助维持社会治安,输送物资、情报,积极配合游击队行动。 1942年2月,曾福加入港九大队,被派进日军驻沙头角的宪查队。他借宪查一职暗中调查,搜集情报,并掩护游击队员通过日军岗哨。 2月正式参加港九大队,并被派往日本在沙头角的宪查队当队员,搜集敌人情报。同年秋,他奉命撤离敌伪机关,返回港九大队,被分派到沙头角任港九大队政训室事务长。 1943年3月3日下午,日军包围老龙田宴台山政训室驻地时,他挑选几个战士,利用山腰大岩石的有利地形阻击日军,掩护其他队员突围。他端着手提机枪向敌人扫射,当场击毙两名日军。最后自己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 2020年,他被退役军人事务部列入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另一位列入第三批抗日英烈名录的曾佛新(1921-1944),属于港九大队海上中队,他是香港牛头角乡鸡寮村人。 1942年9月间,他与弟弟曾佛粦一同参加港九大队。曾佛新作战勇敢,表现出色。 1944年6至7月间,在葵涌一役,曾佛新主动请缨,请求负责并顺利完成高危险的爆破任务。入队半年后,曾佛新便被提拔为副班长,后再升任班长,并获“模范班长”称号。

1944年11月30日,曾佛新随海上中队在深圳黑岩角围攻日军的电扒船。接近敌船后,他奋不顾身一跃而起,抓住敌船的栏杆和绳索跳上船,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年仅23岁。他的弟弟曾佛粦目睹哥哥当场牺牲,万分悲痛,勇猛地跳上敌船,用枪扫射敌人,迫使日军全部投降。中队成功俘虏七名日军,并缴获一艘电扒船及大批物资。曾佛新遗体被葬于宝安县大鹏半岛的南澳村和水头沙村之间。该处立有一块纪念石碑,碑上刻印“抗日烈士曾班长佛新之墓”几个大字及其英雄事迹,“模范班长事迹:烈士新界人,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于三门海面战斗英勇突击,壮烈殉国,是役缴获电扒一艘,生擒日兵七名,物资大批。民国卅三年十二月一日立”。曾佛新生命虽然短暂,但勇敢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不甘平生有负恩,青峰遥望自沉吟;此身只合戎马志,报答港民养育心”。

冯芝(1883-1944),广东顺德人,也是列入第三批纪念名录的抗日英烈。她是港九大队市区中队中队长方兰的母亲,坚定支持方兰参加抗战工作,并主动给游击队充当义务交通员。 1944年3月17日上午,女交通员袁益奉命将一批宣传品送往队员伍慧珍的家,准备由伍慧珍分发给市区各个游击小队去散发或张贴。冯芝眼见袁益年纪尚轻、经验不足,便主动请缨,陪同她执行任务。送交情报后,伍家让她们帮忙带回一些情报。冯芝遂伪装成替人带新衣的水客,将重要情报缝在自己的衣服里,其他情报则藏于篮子、衣袋,带同袁益一起渡海。二人下午途经亚公巌哨所时不幸被捕,被押到筲箕湾宪兵队的囚室。日军从冯芝的衣服里搜出暗藏的情报,其中有替日本海军修船、造船的日立造船厂铜锣湾分厂(即原敬记船厂)的情报,从字迹和内容查到潜伏在该处工作的女游击队员张咏贤,随即将其逮捕。几天后,袁益和冯芝二人亦被押到日本宪兵总部。游击队员曾制定行动方案,准备以武力强行营救,但为避免造成更大的牺牲,方兰强忍悲痛,制止了营救行动。冯芝在狱中多番遭酷刑折磨,却始终守口如瓶。同年6月22日,冯芝和张咏贤在香港加路连山就义,冯芝牺牲时61岁。

方兰在回忆母亲冯芝的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母亲被关在狱中的日日夜夜,我是十分悲痛的,那时候工作任务繁重,精神很紧张,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着母亲可能病倒或在受刑,心如刀割,又想到年老体弱的父亲,如何面对失去朝夕相对的老伴的沉重打击。唯一能宽慰自己的,是母亲的爱国行为,完全出于自愿,我要用行动报答母亲的爱,眼泪往肚里流,集中精神部署明天的战斗,狠狠地打击敌人为母亲报仇。”

在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的第三批六个抗日英雄群体中,有香港的刘春祥等12名龙鼓洲战斗牺牲英烈。那是1943年5月的一天夜晚,港九大队大屿山中队中队长刘春祥带领10名班排骨干,乘坐木船准备到大屿山对岸的踏石角、龙鼓滩和深圳湾的流浮山一带开展工作,打通同宝安游击区的联系。在沙洲、龙鼓洲一带海域突然遭遇两艘日军炮艇伏击。刘春祥等乘坐的木船“艇仔船”不论火力、航速皆处于劣势。经过激烈的战斗,木船被击沉,刘春祥、曾可送、林容、汪送、谭金火、温发、刘佳等11位指战员和船家梁克壮烈牺牲,仅有一位女舵工长途泅水,回到东涌报信。

原大屿山中队指导员王江涛在《江涛诗文集》中写道:

战略要地大屿山,队长抗倭海岛间。

为毁日军海运线,率队开辟对海滩。

黑夜扬帆遭敌舰,杀敌激战沉没船。

壮士英勇全牺牲,为国捐躯万古传。

为了解出事情况,当时中队派出小队长何国良化装成渔民前往侦察,但未找到任何战士的遗体,还碰上了日军检查。日军在审问过程中找不出任何端倪,何国良被驱赶到宝安南头,扣押一星期后获释。 1943年5月下旬一天,大屿山中队在东涌的晒谷场上举办了一场追悼会,由副中队长苏光主持,悼念为抗日而牺牲的烈士。指导员陈亮明、战士代表邱求等发表讲话,矢志为牺牲的战友报仇,进一步激发队员坚持抗战的决心。陈亮明讲话,强调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敌情观念,坚持抗战,为死难烈士报仇。邱求发言,他同烈士曾可送一起参队,他说:“曾可送勤奋好学,生活艰苦,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平时苦练杀敌本领,战场上勇敢拼搏,在艰苦的生活中,吃不饱,行军时仍然抢扛机关枪。”邱求表示誓为战友们报仇。追悼会激发起全体指战员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1998年重阳节,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亲自将115位港九大队阵亡战士名册,安放在政府纪念花园的纪念龛中。龙鼓洲战斗的12名烈士中,刘春祥、曾可送、林容、汪送、谭金火、温发、刘佳和船工梁克共8位列入名册,但有4位无法查到姓名,成为无名英雄。

纪念设施承载香港抗战历史记忆

目前香港境内两座大型抗战纪念设施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和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先后列入国家级纪念名录。这两座纪念设施的选址都是当年港九大队活跃的地区,承载着香港抗战的历史记忆。

沙头角乌蛟腾村是港九大队的重要据点之一。在港九大队的影响下,乌蛟腾村村民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工作。当时全村共有约500多人,约百分之九十的村民都参与了抗日群众组织。他们不单肩负起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增加生产、维持治安等任务,更不顾个人安危,为部队提供情报、送信及运输。村内有39位青年更直接投身于游击队,英勇杀敌;留守村内的健壮青年亦组成民兵自卫队,维护地区治安,紧密配合游击队的工作。

香港沦陷期间,日本曾对乌蛟腾及邻近的村庄发动十余次扫荡,不少村民为保障游击队的安全,遭受严刑,甚至牺牲宝贵的生命。 1942年9月25日,日军包围乌蛟腾村,强迫村民交出自卫武器及供出游击队员。村长李世藩、村民李源培二人挺身而出,在日军的威迫利诱、严刑拷打下都不为所动,最终李世藩壮烈牺牲,李源培被拷问至休克。牺牲的村民还有李天生、李志宏、李官盛、李伟文、王官保、王志英及李宪新等。 1943年春,日军再次包围乌蛟腾,村长李宪新被拘禁在大埔宪兵部,从此下落不明。

为纪念这些抗日志士,乌蛟腾村村民于1951年10月,在村外一处山坡下,出资建造一座小型的烈士纪念碑,每年举行谒碑仪式,纪念抗战牺牲的烈士。 2009年香港特区政府出资于新娘潭路与乌蛟腾交汇处重建一座大型的纪念碑,距离乌蛟腾村村口只有几分钟步程。 2015年8月,国务院将该纪念碑列入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日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整个设施名为“乌蛟腾烈士纪念园”。入口处有一座牌坊,刻有对联“纪昔贤满腔热血,念先烈弥世功劳”。纪念园内有纪念碑立于高台之上,基座刻有“浩然正气”四字,碑上有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题字:“抗日英烈纪念碑”。纪念碑旁另有中英文石碑各一块,记述乌蛟腾村长李世藩及多位村民为抗日英勇牺牲的事迹,以及纪念碑修建及重修概况。

西贡是港九大队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大队成立于西贡的黄毛应村,大队部曾设在西贡的赤径、嶂上等村庄,大队军需处曾设在西贡的昂窝、北潭村。西贡中队也曾转战在这里。

抗战结束后,为纪念牺牲于西贡的抗战烈士,港九大队老战士刘锦文在1983年的一次聚会上提出建碑建议,到会者均表赞同。 1984年9月3日,港九大队老战士梁超、邓振南、张兴、刘锦文、张婉华等人联合发出建碑倡议书,各界反应热烈。 1984年9月中旬,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前往西贡访问期间,获悉西贡筹建纪念碑,亦表示大力支持,并为纪念碑题写碑名。同年12月30日,抗日英烈纪念碑筹建委员会成立,并筹得110万港元作为经费。

抗日英烈纪念碑选址于西贡斩竹湾西北岸一山岗上,毗邻大网仔路,面向大海。建碑工程于1988年3月29日开始动工,至1989年1月23日正式落成,纪念建筑还有牌楼、英烈纪念亭、石碑等。纪念碑高约20公尺,主体形似一支步枪,以象征抗日武装力量。该纪念碑被一排弧形石栏环绕,石栏由13块用火炬图案构成的石雕栏杆组合而成,栏上有形态各异的小石狮14只,气势雄浑。纪念碑的正立面镶有一块用青石雕刻的碑文,碑文由港九大队老战士张子燮起草,记载了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港九大队抗击日军侵略的英勇事迹:“三年八阅月之艰辛岁月中,游击战士活跃在崇山峻岭,海港河湾,出没于田畴村舍,郊野丛林,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如鱼得水,肃匪锄奸,克敌制胜,营救文化精英,支援盟军作战,丰功伟绩,举世称颂……”香港各界爱国团体每年都会举行谒碑典礼,以纪念当年为抗日捐躯的游击队烈士。

众多香港抗日英烈和纪念设施入选国家级纪念名录,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抗战的重视和关注,有利于在香港弘扬抗战爱国精神,有利于对香港市民进行历史教育、国民教育。为了将国家对香港抗战的重视和关注转化为香港社会推动历史教育和国民教育的动力,笔者在听取和收集多方意见后,郑重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议特区政府民政局和新界乡议局在与纪念名录有关的几个地方立碑。一是在乌蛟腾和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立碑,说明是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二是在“三三事件”发生地沙头角老龙田立碑,介绍事件经过,以及彭泰农、曾福等抗日英烈的事迹;三是在刘春祥等12名英烈牺牲地点附近的龙鼓滩和龙鼓洲立碑。

第二,建议特区政府对民间筹建纪念抗战场馆、遗址等项目和计划给予大力支持、资助。近年,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新界乡议局、香港广州社团总会和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等团体合作,筹建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策划沙头角、西贡和大屿山三条抗战文物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建议特区政府给予实际支持,尽快落实这些计划,让更多香港市民了解这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

(作者刘智鹏系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及历史系教授 刘蜀永系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0月号))

责任编辑:新媒体